# 張育君  

近期對岸社群媒體不停熱議，加速「國有企業(以下簡稱國企)人民武裝部(以下簡稱人武部)」建設的傳聞，此舉引起對岸輿論關注及網民炸鍋，關心中國大陸發展動向研究者揣測，並紛紛貼文指出這是準備打仗了嗎？抑或有其他國防需求考量？為此，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於記者會表示，中共國防是全民國防，而民兵制度是其傳統軍事制度，近年來國企人武部在支援地方救災搶險、增強國防動員及後備力量、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說明其試圖藉由嚴正謹慎的表態弭平輿論疑慮，但深究此時此刻加速人武部成立，其背後釋放哪些強烈信號？

近期以哈衝突、俄烏戰爭、印巴事件、兩亞緊張、北韓核試及南海局勢等，佔據國際社會視聽的主要關注焦點，尤其以哈衝突中雙方都誓言「嚴厲報復」，此舉導致週邊區域瀕臨戰爭暴發邊緣，在各國無不傾全力關心是否會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際，海峽對岸的中共卻悄悄宣佈成立「福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作為未來解決臺灣問題的專責事務機構，其背後所隱含之政治意涵殊值探究。

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印發《關於軍隊出席黨的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軍隊代表出席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工作作出指導，明確要求各級單位需將「思想認識統一到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示精神上來」，即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遵循《中國共產黨章程》精神，確實選出符合黨中央、中央軍委要求的軍方代表。

2021年初中共頒布〈軍官職業化1+11「暫行」法規〉中，上將是中共現行軍銜制度中最高級別。9月6日在解放軍八一大樓舉行的晉升上將軍銜儀式，習近平親自為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中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海軍司令員董軍、空軍司令員常丁求、國防大學校長許學強等5位軍官晉升為上將。

日前中共公佈新修訂《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此項攸關中共政治建軍及以黨領軍的基礎法規再次映入世人眼簾，也吸引長期關心中共黨軍體制人士的注意力。中共自1930年制定頒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隨著環境形勢與任務發展已歷經12次修訂，中共此次《條例》修訂植基於習近平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以來，形成共軍無論在其所謂脖子以上的軍委職能部門、戰區指揮機構與軍種管理機關，以及脖子以下軍級單位及新體制下旅營連級，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產生大幅度重塑，從而使其軍隊政治工作體制及組織，同步面臨新體制下原《條例》與軍隊變革後的實況落差，迫其需從法規層面作出設計和規範的修正。

近期中共《現役軍官管理暫行條例》及相關配套法規頒佈，成為關注共軍發展的重要看點之一，其主要內容包括《現役軍官管理暫行條例》、《現役軍官選拔補充暫行規定》、《現役軍官教育培訓暫行規定》、《現役軍官考核暫行規定》、《現役軍官晉升任用暫行規定》、《現役軍官交流暫行規定》、《現役軍官退役暫行規定》、《現役軍官待遇級別管理暫行規定》、《專業技術軍官管理暫行規定》、《關於推進軍官崗位管理的意見》、《關於推進軍官職業發展路徑管理的意見》、《關於規範軍官制度改革中等級轉換辦法和過渡政策的通知》，構建出「1+11」也就是「1個條例」、「8個規定、2個意見、1個通知」等12項法規，將「暫時」作為中共軍官職業化制度的政策指引。

繼2012年和2018年後，習近平於近日第三次南下深圳，正值中共十九大五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官媒罕見地敲鑼打鼓提前報導此消息，傳統上五中全會將討論接班梯隊，故習近平此次南下深圳之舉，背後是否隱含其他政治意涵？

美國日前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雷曼尼（QassemSoleimani），對此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AliKhamenei）則誓言「嚴厲報復」，此舉導致美伊兩國瀕臨戰爭邊緣，在各國傾全力關心是否會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際，兵源最多的中共卻悄悄宣佈今（2020）年共軍首次實施兩次徵兵，以補充基層兵源不足狀況，其背後所隱含之意義值得探析。

1950年元旦，毛澤東為《人民海軍報》創刊號題詞：「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海軍，這支海軍要能保衛我們的海防，有效地防禦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侵略」。2012年遼寧艦建成服役（舷號為「16」），中共海軍擁有第一艘65000噸級航空母艦；今（2019）年12月17日，首艘國產航空母艦山東艦（舷號為「17」）讓共軍成為全球上少數擁有雙航母編隊的軍隊。

近日中共高階軍官晉升軍銜成為國際間關注的重點新聞之一，12月12日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樓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上，為東部戰區司令員何衛東、東部戰區政治委員何平、南部戰區政治委員王建武、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火箭軍司令員周亞甯、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李鳳彪、軍事科學院院長楊學軍等7位軍官晉升為上將；這是習近平繼今年7月31日第二次舉行上將晉升儀式，前一次晉升上將軍銜警銜包括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尚福、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西部戰區政治委員吳社洲、北部戰區政治委員范驍駿、中部戰區政治委員朱生嶺、海軍司令員沈金龍、海軍政治委員秦生祥、空軍司令員丁來杭、國防大學校長鄭和、武警部隊政治委員安兆慶等10位。同年兩次晉升上將，這在共軍歷史上並不常見，對比今年的兩次晉升儀式可發現，共軍東部、南部、北部三大戰區的司令員、政委，在同一年先後晉升為上將，此外，今年晉升為上將的戰區主官還包括西部戰區政委吳社洲、中部戰區政委朱生嶺，至此，共軍五大戰區的軍政主官已全部為上將軍銜。

2018年11月九合一地方性選舉後，執政的民進黨在22席縣市長從原有13席銳減到6席，輔以高雄、臺中、彰化、宜蘭、雲林等倍具執政優勢縣市也都翻盤，一個相當於檢視民進黨全面執政兩年成績的期中選舉，等同從民意上重挫民進黨支持度，在蔡總統辭去黨主席後，所有檢討聲浪湧向以賴清德為首的行政院團隊，這看似內閣執政不力的結果，背後卻藏著我國長久以來憲政設計上的隱憂。

蔡英文總統在九合一選舉後，辭去民進黨主席乙職，並提醒該黨「在總統不再兼黨主席之後，黨應該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長期以來，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一直是朝野攻防及社會討論重點，這樣的黨政關係與我國憲政體制運作有何衝突之處？總統角色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