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y for Turkey Too... pic.twitter.com/346zkNM61M
— Prof.Dr.Nursin Güney (@nursinguney) 2016年3月24日
報導延展性差異亦大
德茅斯認為，這其中最大的差異處，可能是媒體報導的切入角度。土耳其攻擊事件被以事實的方式處理，例如「這是動搖這個國家的新一起恐怖攻擊事件」（NYT）。《美聯社》（AP）13日的報導提及這是過去半年間安卡拉遭逢的第3起恐怖攻擊，但甚至沒有解釋這是首個針對平民、而非軍事基地的攻擊。
相較之下，布魯塞爾的攻擊則被脈絡化地處理。一系列報導描述了布魯塞爾於歐洲的重要性、她與恐怖分子的連結、這起事件如何牽動歐洲的國安問題，以至於對歐洲文明價值的衝擊與影響。
抨擊悲傷者也是「邪惡」的行為
瑪莉克在《衛報》文章中主張，對地理、文化與政治上關聯性較深的人們，抱持並表露較深的關心，這其中並沒有什麼錯誤。確實，IS每天殘害的阿拉伯性命，可能比巴黎與布魯塞爾攻擊案死傷數多上許多，而不同地區的受害者獲得的關注也有差異。但以此挖苦或抨擊感到震驚或悲傷的人們，這樣的行為與藉此打擊移民的種族歧視者及仇外主義者沒有太大的差別。
瑪莉克指出，這其中根本性的怨怒在於影響力、財富與價值觀上的不平衡。為比利時（與巴黎）鋪天蓋地的哀悼，有如在強調一場針對高貴受害者的野蠻暴行。對某些人來說，這可能是強化西方既有優勢的舉動。
但是，瑪莉克也說，為另一個國家的國民哀悼，是全球人民都可以做的事。我們同樣可以為中東、非洲、南亞等地的受難生命祈禱。而比起分裂，團結總是更能阻止恐怖主義蔓延的行為。
How about we pray for World Peace instead?#Zaventem #Brussels #Belgium #Paris #France #Pray4Paris #Pray4Belgium pic.twitter.com/pIRw6WcrbZ
— Mohammed Al-Binateej (@ATEEKSTER) 2016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