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叛亂條例》針對沒收匪諜之財產，提供告密檢舉人檢舉獎金，這項規定不僅助長了軍警憲的濫權，也讓被誣告的檢舉人，財產莫名其妙地被充公。而即便是具備黨國背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民眾，也可能成為被誣告的對象，1954年角逐台北市議員的高霖，就是最好的例子。高霖生前4度遭檢舉匪諜，1977年出獄後，曾被香港媒體與《美華報導》形容為「九命怪貓」 。如今，他的兒子高華生準備為父親生前名下台灣電影戲劇公司衡陽路原址，與中山北路二段糧食局肥料運輸處地上物，遭政府與第三人侵占，向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出財產權回復的申請。
高霖與高華生的一生經歷頗為離奇，1917年出生的高霖，父親高義是民國初年盤據閩南地區的軍閥，國民黨政府東征北伐期間，獲得招降待遇，加入北伐的行列，高霖畢業於香港九龍新聞學院，在1945年國府來台，接收日本遺留財產過程，投資了台灣報業與台灣電影戲劇公司，後來在50與60年代多次遭控匪諜。
高霖的兒子高華生，則是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87號釋憲的聲請人，高華生在1991年因為板橋槍擊案，袒護友人張國光，與鄭聯榕強奪手槍，最後被警方依《檢肅流氓條例》移送感訓，高出獄後認為當初遭監禁準用《冤獄賠償法》，當時在前立委沈富雄的協助下，聲請大法官釋憲，最後獲判100多萬元冤獄賠償。
高華生所主張返還的不動產有兩筆，一筆是台北市衡陽路「台灣電影戲劇公司」原址，另一筆則是中山北路二段糧食局肥料運輸處之地上權，分別被第三人與政府所占用。
高華生日前接受《風傳媒》專訪，拿出了《中國時報》前身《徵信新聞》，強調父親在國府來台初期，在社會上原本是一位聞人，「當時包括《徵信新聞》曾以『急公好義』，介紹當時準備參選台北市議員的父親，《徵信新聞》與《臺北晚報》報導，都曾提及高霖出資購買台灣電影戲劇公司的歷史。」
根據《自立晚報》，曾報導台灣電影戲劇公司，曾在衡陽街該公司內舉行第9次股東大會，當時台北晚報、成功日報及天南日報負責人的高霖，在1948年2月以3億多舊台幣買下台灣電影戲劇公司。高華生表示，父親在國府來台後，推動「三七五減租」等政策，曾經資助三峽當地農民打官司，最後獲得三峽農民以8000萬元酬謝。
幫帶行李遭控運毒匪諜 高霖出獄獲冤獄賠償
然而，即使像高霖這樣具備黨國背景的人，一樣可能成為匪諜誣告的對象。
高華生表示，父親在生前曾經有4次遭到當局調查，1949年第一次遭控匪諜，隔年又被控「資助匪諜」，1954年出馬參選市議員，競選期間曾經發表中國大陸沒有菸酒公賣局，228事件死者有很多被冤枉，政府應該給予平反賠償，又再度遭控匪諜；最後一次則是在1955年前往香港，後協助友人攜帶行李返國，海關人員從行李箱發現夾層中有白色粉末，遭到當局以運毒匪諜定罪，遭判無期徒刑入監，而後在前總統蔣介石過世後，於1977年獲特赦出獄。高霖出獄後，以當時警方沒有化驗成分，就逕行以運毒罪起訴，違反證據法則，向法院聲請冤獄賠償獲賠。
上述案子當中，有一案的誣告者林致用，先前在228事件，也曾指控過大東信託創辦人陳炘。
要錢不成轉誣告 林致用反以「貪污殺人未遂」遭判15年
不過，高霖比起台籍的陳炘幸運，1949年時任台北市警局科長的林致用，以台北市警局局長劉堅烈裝修房屋為由，向時任台影董事長的高霖索款2億元未遂，轉而誣告高霖為匪諜，高霖當時遭監禁1年後查無具體事證或是，誣告的林致用，最後則遭法院以「藉勢藉端勒索」貪污殺人未遂，判刑15年。
儘管這一起匪諜誣告案，並沒有讓高霖丟掉性命，但高監禁期間，個人位在中山北路二段的財產，卻遭到監察院占用。
謄本登記錯誤刻意為之？高華生質疑政府強占還掩蓋證據
高華生拿出了「台灣省公有耕地租賃契約」，強調父親在光復後，因為介入農民陳永跟與陳萬得承租農地的調解，最後兩名農民將租賃權讓渡給高霖，高霖取得租賃契約後，就在這300坪的農地上蓋了房子。
「當初我父親在調解過程買下租賃權後，在該地蓋房子，民國38年3月完工時，遭到林致用誣告，父親被抓去關以後，房子就被政府占走，撥給監察院使用，父親隔年被釋回後，房子也要不回來，後來監察院搬到中山南路現址，房子撥給糧食局肥料運輸處使用。」
高華生強調，除了「台灣省公有耕地租賃契約」，其他事證包括建築師與隔壁鄰居，都可證明該地建物，原先為高家所擁有，「但台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在土地移轉過程造假，把房子的門牌號，從原本編定的中山北路二段130、132與128巷1號，改以中山北路二段137巷12弄6號登記。」
「這個房子明明正對中山北路，地政機關的謄本卻錯誤編定為中子山北路巷弄內！」高華生質疑，謄本錯誤登記，目的就是要遮掩這個房子的由來。
高華生表示，當時父親是因為遭控匪諜遭到羈押，最後雖然因為匪諜罪名不成立被釋出，但是因為《懲治叛亂條例》遭到不當羈押是事實，房子遭到侵占，也是事實。而高霖被侵占了的財產，同時還包括衡陽路台灣電影戲劇公司的原址。
高華生控衡陽路遭不當移轉 同一地址卻登記3家公司
高霖在1954年參選台北市議員，當時台灣電影戲劇公司名下的日產戲院，都已交給黨營事業中影公司，但台灣電影戲劇公司名下，仍然擁有衡陽路30號之1的不動產。
高華生強調，台灣電影戲劇公司，是一家是在台北地方法院法人登記處，所登記之「台日人財產」，國家檔案局1945年「日產清算委員會」裡面，也有明文登載這一家公司之財產明細，然而，衡陽路30號之1日後在地政機關，卻遭到不當移轉。
「目前經濟部商業司網站上，以台灣電影戲劇公司為名註冊登記的有2家，登記時間分別為1956年與1962年」，高華生強調，台灣電影戲劇公司早在1945年就已在台北地方法院，名列為台日人財產，但民國45年有人向台北市政府重複設立台灣電影戲劇公司，民國50年又有一家同名公司，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註冊登記，衡陽路同一個住址有重複登記了3家公司，「就像房屋使用人，取了一個跟房東同樣的名字，拿到房東財產一樣。」
高華生表示，他父親擁有的衡陽路不動產，在1955年被控運毒罪後，房子的所有權也移轉到他人成立的台灣電影戲劇公司名下。
戒嚴時期遭控匪諜無罪釋放 政府占了房子也只能噤聲
「台影公司是趁我父親被搞好幾次匪諜案，變造台影不動產之地籍謄本，然而，戒嚴時期一旦遭控匪諜，最後即便無罪釋放，看到房子被政府給占了，也不敢吭一聲」，高華生說。
高華生表示，從他父親多次遭控匪諜的經驗，一旦遭控匪諜，軍警就會到家裡去搜索，很多文件帶走後都不歸還，土地權狀等證據就很難拿回，「我父親很多東西是被這樣收走」，但是，他可以從國史館調閱資料，證明他父親是台影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