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一戰的）罪責又該歸咎於誰呢？斷言德國及其盟友對戰爭的爆發有著道義上的責任，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第二三一條規定，戰爭的罪責在於戰爭起源。戰後對德國的類似指責從未停止過，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費雪論文」，這份由佛里茨．費雪、伊曼努爾．蓋斯和幾名年輕的德國同事共同撰寫的二十世紀六○年代的文件裡，他們將德國視為引發戰爭的主要責任國。根據他們的觀點（拋開費雪一派內部的諸多變化不談），德國並非身不由己地被捲入戰爭，而是主動選擇了戰爭，或者應該說是一種更糟的情況，即德國人事先就策劃了此次戰爭，以圖借助戰爭的爆發打破歐洲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孤立，並躋身世界大國之列。對費雪論文的近期研究強調，德國學者之所以認為德國對「一戰」負有罪責，是源於他們對納粹時期的反思；費雪的觀點在許多地方遭人詬病。但即便如此，「費雪論文」的簡化版仍然被當作研究德國「一戰」時期心態的重要文獻。
我們真的有必要將戰爭的罪責怪到某個國家頭上嗎？或者我們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參戰國的責任程度，進而列出他們應該為戰爭爆發所承擔的罪責？在一份根據當時的文件所做的研究中，保羅．甘迺迪指出通過指責全部的國家或不指責任何的交戰國，來解決相關的戰爭緣由問題都「站不住腳」。甘迺迪暗示，強硬的做法不應該迴避問題。人們如果只是為責備而責備，最終並不能達到責備錯誤一方的目的，圍繞責備而進行的解釋只能夠構成一連串假設。人們普遍傾向首先假設在衝突中自有正確和錯誤的一方。塞爾維亞人尋求民族的統一是錯誤的嗎？奧地利人堅持阿爾巴尼亞的獨立性是錯誤的嗎？這兩個國家哪個犯的錯誤更大？
這些問題都毫無意義可言。這種思維方式的另一個錯誤是，它將問題局限在某個特定的政府或者國家，而非相互影響且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因此出現的一個問題是，對批判對象的探索使得人們容易將決策者的舉動看作有計劃而為之，並有著連貫的意圖。而實際上你需要加以證明，確實有人渴望戰爭並引發了戰爭。在極端情況下，這樣的推論中就誕生了陰謀論式的敘述：一小撮掌權的人士（比如那些穿著天鵝絨夾克的惡棍們）依照一項惡毒的計畫，從幕後操縱著事件一一發生。無可否認，這樣的解釋確實傳遞出一種道德滿足感，而且從邏輯上看，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的大戰也是以這種方式拉開序幕，但本書認為以上論點並不能由切實的史實證據支撐。
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爆發過程絕非像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偵探小說那樣：最後，我們發現罪魁禍首站在溫室裡的屍體旁，手裡拿著一把冒著煙的手槍。在這個故事裡，沒有冒著煙的手槍，或者應該說每個主角的手裡都拿著槍。從這一點來看，戰爭的爆發是一場悲劇，而非罪行。認識到這一點，並不意味我們要為奧匈帝國和德國領導人窮兵黷武的姿態和帝國主義的野心開脫。關於這一點，費雪和他的歷史學家同事們是對的。與此同時，德國也絕非故事中唯一的帝國主義者，也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帝國主義思想控制的國家。引發「一戰」的那場危機是各國政治文化交織在一起的結果所導致。這是一場多極化的事件，是一種大範圍內的相互影響。也正因此，「一戰」的危機成為當代最複雜的歷史事件之一，同時也讓「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在刺客普林西普射出那兩顆致命的子彈後，成為懸而未決的謎題。
有一件事很清楚：與後來「一戰」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相比，一九一四年危機期間政客們爾虞我詐所得到的任何所謂權益實在微不足道。當時的各國領袖們知道他們正在冒著怎樣的風險嗎？有種說法是，歐洲人普遍毫無根據地相信下一次的大陸衝突將類似於十八世紀那樣短暫而尖銳的內閣之爭，就如俗語中所說，人們還可以「來得及回家過耶誕節」。最近，這種「對短期戰爭的幻想」的說法也遭到質疑。德國的施里芬計畫是以大規模的閃電突擊戰對法國進攻，但就連施里芬的下屬都認為，接下來的戰爭無法取得快速的勝利，而恐怕會演變成「既步履艱難又充滿血腥的道路」。赫爾穆特．馮．毛奇也希望，倘若歐洲爆發戰爭，則能迅速結束戰鬥。但他也承認這場戰鬥有可能曠日持久，並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英國首相赫伯特．亞斯奎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底也曾將此役形容為「世界末日」近了。一些法國和俄國的將領則將它稱為一場「滅絕人類的戰爭」以及「文明的湮滅」。
他們都對這一點心知肚明，但他們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嗎？這或許也是一九一四年之前與一九四五年之後最大的區別。在二十世紀五、六○年代，國家領導人和輿論都深刻地認識到核戰爭意味著什麼─—廣島和長崎升起的兩朵蘑菇雲是那時代一般民眾永遠的噩夢。也正因如此，往後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再也沒有發展到核戰爭的程度，但在一九一四年則完全不同。在許多政治家看來，對短期內結束戰爭的期望和對長期戰爭的恐懼相互抵消，讓人們不怯於冒險；一九一三年三月，《費加羅報》的一名記者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巴黎軍醫界領軍人物的報導。其中包括賈克—安布魯瓦茲．蒙波菲特（Jacques-Ambroise Monprofit）教授，他剛從希臘和塞爾維亞的軍事醫院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歸來，在那裡，他協助當地的軍醫建立起更高水準的手術標準。蒙波菲特注意到「被法國大炮（這些大炮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前就已經被賣給巴爾幹國家）炸傷的情況，不只造成的死亡人數最多，同時也會導致最恐怖的死亡方式─骨頭被震碎、肌肉組織被撕裂、胸部和頭部被炸得開花」。由於這種武器的殺傷效果過於殘忍，另一名傑出的軍醫安托萬．德佩奇（Antoine Depage）教授甚至提出對這種武器實施國際禁運，防止它出現在未來的戰爭當中。「我們理解他們的用心良苦，」記者評論道，「但只要我們有一天還可能陷入寡不敵眾的境地，我們就必須讓敵人知道我們有如此厲害的武器保衛自己，讓敵人恐懼……」這篇文章在結尾表示，法國應該為同時擁有讓人恐懼的武裝力量以及「一個能化腐朽為神奇的醫療組織」而高興。在「一戰」前的歐洲，諸如此類的文章比比皆是。從這層意義上來看，一九一四年的這些主角們像是一群夢遊者，他們懸著一顆心，卻又視而不見，他們被自己的夢困擾著，卻沒有一個人睜開眼去看看，他們將帶給這世界怎樣的一場災難。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一書，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榮獲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他曾因對德國歷史研究的突出貢獻，被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勛章。他所著的《夢遊者》被歷史學者們公認是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