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共來說，2015年無疑是一個離別而傷感的年份。
不久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逝世。若無意外，中共現任七常委將第七次相聚於八寶山，再次送別過世的元老。這是不足兩月內，又一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離世。而在此之前，同為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紀委書記的喬石逝世，喬石更被外界視為堅定的改革者與開明的領導人。
除上述兩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外，張萬年、鄧力群、成思危、萬里、張勁夫（中顧委常委政治待遇等同於政治局委員）等人也於今年相繼離世。其中萬里與張勁夫的離世則頗具有時代的告別意味。年近百歲的萬里被認為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中共改革派元老，在有些版本中他還被視為中共治國八老之一。
而101歲的張勁夫則是最後一位離世的前中顧委常委。中顧委是在中國大陸特殊時期的歷史產物，一些政治老人被安排在中顧委發揮餘熱，鄧小平和薄一波分別任擔任主任和副主任。這一機構直到1992年才被終結歷史使命，此時江澤民已經確立了其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地位。
對於新一代中共領導人而言，他們無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加強的同時，黨內老同志的影響力也在因為自然原因而衰落。建國元老們大多已告別歷史舞台。在世的退休中共常委已經從18人變為15人（周永康不在其中）。這一點曾在我之前 《將成「政治填空題」的北戴河會議》一文中已經有所闡述。
「老人政治」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那次中共新老交替中，革命元老們對於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新幹部的愛護，決定把新幹部扶上馬送一程。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所謂「八老治國」以及中顧委這樣的「老人」機構。這些元老當時大多沒有正式擔任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職務，但其幕後影響力和決策權等於或大於當時實際擔任領導職務的較為年輕的領導人。老人直接或間接地在政治上發揮其影響力。
正如後來尚未被廢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與戈巴契夫交談時所講，有些事情還是要聽鄧小平的，而鄧小平當時並沒有擔任中共最高領導職務。
不可否認，在特殊時期的「老人政治」對於中共領導層的平穩過渡有其必要性，不過由於缺乏制度性的渠道以及後來發生諸如胡耀邦成為「裸常」的事情，老人們的熱心卻落下了「老人干政」的口實。至少自上個世紀80年代後，中共出台的一些政策或人事安排，也總會被外界捕風捉影地認為是老人影響力使然。
老人已去，但「老人」仍在，但「新人」也有會有變為「老人」的一天。所以老人與政治之間，注定還將是中共政治的一道待解之題。相較以往，中共已經明確了領導人的任期限制以及退任職務的「潛規則」（所謂七上八下）。多數領導人將在70歲左右告別政治舞台。
「新老人」
與之前的那一次過渡不同，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與其後繼者，多是成長在中共建政之後，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並非如黨校或在職研究生這樣的教育），有些甚至還有海外留學的背景；其中一些，如習近平等還經受過長期的基層訓練，也是迄今為止，履歷最為完全的一代領導人。即便是他們在70歲時退休，這同樣還是一群正處在政治盛年的人。
雖然，其中不乏有人或以不問政事而告老，但若以避免「老人干政」口實而讓他們隔絕於政治，中共則有可能將會喪失一筆寶貴的政治資產。
那麼當元老一代告別，「新老人」一代出現時，如何處理老人與政治的關係呢？
新並不一定意味著新問題，而老人不一定是政治的負資產。關鍵的問題是，中共是否應該考慮建立制度化的渠道來為老人參與政治提供渠道。現在從公開資料看，中共明文只是規定了如看什麼級別的材料、參加什麼樣的活動等等，這些就已經被視為參與政治的政治待遇了。但是，至於老人如何在合理的渠道內發揮其預熱則鮮有說明。
目前，在大陸地方，老幹部發揮餘熱也鮮有涉及決策與建議方向的，多是偏向志願性的活動。
即便刨除外界的捕風捉影與不負責任的臆測之外，老人們參與政治渠道也並非暢通。從大陸媒體的公開報導看，仇和、李春城等案件中，當地老幹部在最初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來提醒此二人在城市改造的問題，也有些老幹部舉報了其中一些行徑。不過，這些措施並沒有抑制住仇和與李春城的行為。即便是貴為省部級的原雲南政協副主席楊維駿也需要用「公車上書」這樣舉動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2010年，時年89歲的楊維駿坐著政府專配用車，為12名失地農民代表開道，帶其到雲南省政協反映問題。他也曾因為屢次向落馬的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提意見而被孤立，也曾因為舉報而被限制去北京看病。
殷鑒不遠，無論是八老還是中顧委固然發揮了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卻也同樣存在一些被外界加之於上的「負資產」。所以，當中共「新老人」也需要好處理這個問題。處理好老人與政治關係，也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政治文明現代化的一部分。
不過，好在在新人成為「新老人」前，他們還有七年多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
撰稿：和正升 時事評論員
責編：李文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