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採訪來到中途，何蔚庭語氣裡的抑揚頓挫，突然間被抽空，他垂下目光，話語和表情，瞬間都淡了下來，「我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這就是我最大的問題。」
窗外的天，是陰冷的，今年寒意來得早，才10月底，台北市已經是一片陰冷憂鬱。舒適溫暖的室內，何蔚庭坐在沙發上，背後是巨大、艷紅的看板，上頭4個大字「幸福城市」，那是他最新推出的電影；幸福聽起來，該是喜氣的紅，這4個字卻讓一片背景像乾涸的血，或更像窗外灰暗的冰冷都市。
「我沒有好作品時，都一直回想這3部作品。」
2010年，他的首支劇情長片《台北星期天》上映，主角是菲律賓外勞Dado與Manuel，情場失利的他們，見到被棄置台北街頭的大紅沙發，靈光一現，決定把沙發扛回基隆的工廠，放在宿舍的屋頂上；坐在上頭喝啤酒、看星星，成為兩人心中的寄託。
《台北星期天》透過這對難兄難弟的荒謬旅程，刻劃台灣少見、對於外籍移工的生活描寫，俐落的故事節奏，加上兩位主角一個狡猾，一個憨傻的組合，也讓沙發之旅妙趣橫生。那一年，何蔚庭拿下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在台灣交出漂亮的首張成績單。
更早之前，何蔚庭還在2005年拍了短片《呼吸》、2008年拍了短片《夏午》，加上《台北星期天》，正是他最自豪的3部作品，「我以前沒有好作品時，都一直回想這3部作品的存在。」
扛債600萬，只有工作、沒有作品的8年
沒有好作品，指的大概是《台北星期天》後，慘淡的8年。2010年後，何蔚庭在台灣彷彿消失了，籌拍的新片《天涯知己》遭到投資商臨時撤資，讓他揹上600萬債務，從那時候開始，他跑遍中國、新加坡，有工作就接，沒得選擇了，600萬，是個會把堅持壓到屈膝的數字。
他拍了中國央視委製、以農村為背景的《溫水蛤蟆》，網路評價好極了，讚嘆他在中央委製下，還能玩出自己的色彩，「那個就是別人給我的本子，問我要不要拍」；他拍《美好的意外》，卡司是桂綸鎂跟歐陽娜娜，後期製作時，卻發生戴立忍被指認為台獨，女友桂綸鎂也遭到波及的狀況，《美好的意外》因此延後1年上片，台灣也沒得上映。
至於在新加坡拍的《四喜千金》，「純粹是接工作，拍了也沒有很……順利啦。」何蔚庭的語氣既遲疑，又帶幾分心虛，「我所有的片子都是在台灣拍的，《台北星期天》、《呼吸》、《夏午》，在台灣比較舒服。」在台灣的才是片子，那幾年的東西，對他來說，都只能算是「工作」。
聊到半途，可能是室內暖到有點熱，何導脫下外套、捲起袖子，身上添了幾分俐落。8年後，他終於回到台灣，交出《幸福城市》。
往前走的第一步：太銳利的玩笑
《幸福城市》，描述主角張冬陵人生三段時期、三個不同夜晚的遭遇，有童年被拋棄，有妻子偷情外遇，有遭到上司陷害，到底哪裡幸福？「住在成功國宅的人不一定都成功，對吧？」何蔚庭俐落地反問，彷彿開了老張一個玩笑。
玩笑開得太銳利，鋒芒都露了出來，《幸福城市》已在多倫多國際影展奪下「站台」競賽單元首獎，本屆金馬獎，更一口氣闖入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配角、女配角、新演員4個獎項。
採訪前一天，光點華山電影院舉辦特映會，放映《呼吸》、《夏午》、《台北星期天》，這些他掛懷8年的作品，「現在拍完《幸福城市》，回去看這3部，想到就是說：OK，好，可以往前走了。」
「因為我好像找到一個風格，覺得幸福城市的風格啊，說故事的方式啊，都是我蠻喜歡的、一直想的東西，是我自己的東西。」
8年的痛苦過去，何蔚庭終於在影像裡找到自己。但心中的歸屬，他找到了嗎？
他用浪漫餵養青春
1971年生於馬來西亞，家裡開雜貨店的何蔚庭，16歲就立下導演夢，18歲開始漂浪生涯，隻身飛過1萬多公里，輾轉在加拿大多倫多、美國洛杉磯、紐約唸電影製作，人在異鄉，年輕的他卻不覺得辛苦。
「很浪漫啊，那時候是最單純的時代。做電影最單純的時代，就是當電影學生啊，那時候還不曉得拍片有多苦，就是很愛電影，看好多電影、想像很多東西，覺得電影好浪漫喔。」
「我是蠻想念那時候的感覺，所有東西都很單純，年紀越大越不單純，想的東西越來越多嘛，那感覺就──挺好的！」
思念的火花在何蔚庭眼中閃爍，他說，現在特別想拍一部紐約的電影。
用浪漫餵養青春6年後，何蔚庭拿到畢業證書，又待了幾年美國、新加坡電影圈，最後在2001年來到台灣，不但在這裡結識妻子胡至欣，兩人更在2006年成立製作公司長龢。
「我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台灣一個家，馬來西亞一個家，談起家人，何蔚庭心中有思念，談到故鄉，他的語調卻是疏遠：「他們已經接受一個事實，這個兒子不可能回馬來西亞，這個兒子不可能不拍電影。」
「我也常常是想要回去，可是工作上就是不順利，不喜歡那個地方。就感覺，那個環境拍電影不太對，沒有那個感觸，我18歲就離開馬來西亞，所以回去時，就沒什麼感覺，很像一個外國人看陌生的地方。」
「你問我要不要拍馬來西亞？我還真不曉得怎麼拍，也許我的潛意識不想去碰，18歲以前的一些……有些人喜歡拍童年往事，有些人的故事就很像自傳，你看我就是不太可能拍自傳嘛，我不拍自己的東西，我都拍別人的東西，也許就是這樣，我就不太喜歡到馬來西亞拍。」
離開得太久，何蔚庭談起馬來西亞，甚至帶有幾分迴避，就連問到鄉愁，「沒有」，都回答得斬釘截鐵，「不曉得為什麼，當然會掛念家裡的人，但不會對馬來西亞這個地方說，好想回去喔，就是說，沒有歸屬感吧。」
故鄉日久是他鄉，何蔚庭撐著頭，思緒跟著他的足跡，一同飄往遠方。我們不禁好奇，在落腳17年、成家立業的台灣，他有找到歸屬感嗎？
何蔚庭沉默了。
接著是一道輕輕的、幾乎聽不清楚的嘆息：「我在台灣……我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這就是我最大的問題。」他垂下目光，話語和表情，瞬間都淡了下來，「我在哪裡都是覺得局外人，感覺都是……感覺自己都是局外人，因為你知道，我沒有那個根，你知道嗎？」
「大家都有聯考啊、小學同學啊、大學同學啊，我到了一個地方，就是到了一個年齡層，我在美國也是片段，我在這裡也是片段 ，唯一有的是馬來西亞，但我沒回去啊，我現在回去也是片段，因為那個已經斷了。」
或許就是沒有根吧，所以何蔚庭從來，就不拍自己的經歷。
保留安全距離的真實
人們說，《台北星期天》是馬來西亞導演拍外勞，是新住民拍新住民，何蔚庭說，明明他也不是菲律賓外勞；他拍過2支短片，《100》、《我愛恰恰》，拍台灣的百歲老人跟失智老人，「我也不是老人啊。」
有人抓著這點，說他對老人議題格外關注，「我沒有特別對老人有關注」，語氣似笑非笑，何蔚庭臉上帶了幾分尷尬，「就是對這樣的故事覺得有趣。」
至於中國、新加坡那幾份「工作」，更不必說了，拍片對何蔚庭而言，只有2個原因：好玩，或者是籌錢。
何導說，他追求的就是好玩，就喜歡拍真實的東西。但在真實之中，何蔚庭對自己、對家鄉，始終保持一份模糊的安全距離，是因為其他理由，還是因為沒有歸屬感？他沒有答案，但也沒有不安，「習慣了，真的習慣了。不知道，也許時間到，年紀到，就會開始不安了。」
窗外的天色已經暗下來，刮起陣陣冷風。窗裡，何蔚庭就像朵蒲公英，也許有天，他會在這塊土地紮根，也或許，他會在其他國度綻放，但這一刻，他仍在風中飄盪，襯托著每一個不屬於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