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的好公民應該是什麼形象？除了定期投票行使「責任」，還能用什麼方式參與政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公民媒體中心」主任、公民新聞網站「全球之聲」共同創辦人佐克曼認為，民主社會需要兩種公民，一種是支持政府的人，另一種是在制度發生問題時勇於改變的人。而且除了在體制外反抗或者加入體制，佐克曼還提出第三條路：「激進的體制派」。無論選擇成為哪一種人，最重要的是採取行動，讓世界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佐克曼（Ethan Zuckerman）受邀來台參加台灣公民團體「零時政府」（g0v）2018國際雙年會，6日以「酸民起義」（Mobilizing Mistrust）為題，分享他對當代公民運動的觀察。佐克曼指出，全球正經歷一個「不信任時代」，人民對政府、企業、學校、宗教等社會制度充滿懷疑。儘管人民確實有充足且正當的理由，懷疑現存的社會制度，但這樣的不信任卻也漸漸侵蝕人民與公民社會的連結。
僅18%的人相信美國政府 2017年政府信任度跌至史上最低
美國權威民調單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底指出，2017年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跌至史上最低，僅18%的受訪民眾表示他們信任政府。而在1964年所進行的同樣調查，則有高達77%的受訪民眾表示信任政府。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ANES）自1958年開始進行政府信任度調查時，當時約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表示他們相信政府。
1960年代越戰期間，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明顯下跌，並隨著1970年代水門案爆發持續下降。1980年代中期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回升，但在1990年代中期又再次下降，直到90年代末期，隨著經濟成長對政府的信心才跟著增強。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不久，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飆升到30年來的新高，高達55%信任度，但立即下滑。自2007年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幾乎都不超過30%。
反抗的存在才能創造有彈性的政府
佐克曼指出，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還蔓延到企業和社會，形成一種對「體制」的不信任，消費者不信任企業，病人不信任醫院，學生不信任學校等，集體的不信任感產生了公民反抗運動。佐克曼以1786年的「謝司起義」（Shays' Rebellion）為例指出，打過美國獨立戰爭的軍官謝司（Daniel Shays）因為不滿麻州政府漠視農民，亂收選舉人頭稅，佔領了當地法院，防止法院審判並監禁債務人。雖然起義軍領袖最終被州政府逮捕，但不久後就被赦免，領袖們受到民眾的讚揚，州政府更在起義地點豎立一座紀念石碑，這座石碑就在距離佐克曼家40公里外。
佐克曼笑說：「我來自一個在反抗中誕生的國家，反抗的存在才能創造一個有彈性的政府。」他認為，民主制度需要兩種公民，一種是支持政府行動的人，另一種則是在制度出現問題時，勇於改變發聲的人；一種是「體制派」（Institutionalist），另一種是「起義派」（Insurrectionist）。「體制派」認為社會進步應透過現有的組織推動，例如透過參選、投票。「起義派」則認為，目前的體制出現問題，因此要嘗試建立更好的體制，或者廢除某些體制。
近年來在美國及歐洲政壇活躍的極右派政治人物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前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因為反體制的言論，經常和「起義派」畫上等號。但佐克曼強調，起義不分左右，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就是左派起義的例子。
起義與順從的第三條路：「激進的體制派」
除了在體制外反抗或者加入並順從體制，佐克曼以他的好友佛斯（Adam Foss）為例提出了第三條路：「激進的體制派」（Radical Institutionalist）。佛斯曾是紐約州薩福克郡（Suffolk County）的地區助理檢察官，多年經驗讓他發現，美國監獄中八成罪犯都是出身貧困的有色人種，他們因為吸毒、偷竊等被送進大牢，美國政府每年花80億美金在監獄修繕和維護，然而源源不絕的罪犯讓體系面臨崩潰。
佛斯想到的辦法是，透過社區服務，讓輕罪犯人能以社區服務替代坐牢，不僅回饋社會，矯正行為，還能給犯罪者第二次機會。佛斯選擇在體系內推動改變，讓司法更貼近正義。
改變世界的日常公民起義
佐克曼指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印度聖雄甘地（Gandhi），但卻能從日常生活的小實踐中做到公民起義，例如更換臉書大頭照、分享與你價值相近的內容，或是像「#MeToo」運動，勇於分享你的故事，讓其他經歷相同遭遇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孤軍奮戰。透過日常的行動改變「習慣」（norm），長久下來就能改變法律（law）。2015年6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布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最好的範例，「最重要的是採取行動，讓世界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