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張丹紅在一系列的文章裡，回憶她如何開始在中國學德語，以及她在德國30年的經歷。一切都是從一場口試開始。
那是一場很特別的考試：我只需要重復考官們說的句子，一個考官說一種外語，都是我活了八年從沒有聽過的語言。大概我具有鸚鵡學舌的天賦，考官的臉上浮現出滿意的笑容。
其中的一種語言格外對我的路，聽起來很有金屬性和節奏感，一個個音節切割乾淨，使單詞和詞組顯得清晰易辨，琅琅上口。考試結束後，那位講這門外語的女老師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說：「如果一切順利，你會分到德語班。」
那是1974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中國肆虐八年。毛澤東把被打入冷宮的鄧小平召回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既減輕重病的周恩來的壓力，又可以控制以毛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學校漸漸恢復正常秩序。北京的外國語學校也在挑選有語言天賦、同時五官比較端正的小學生，為外交部培養後備力量。不過，文革陰魂不散。外國語學校的最重要錄取標準既不是學習成績，也不是語言天賦，而是家庭的政治背景。未來的外交官自然要「根正苗紅」。
素不相識的爺爺毀了我的前程
我當然是「紅苗」一顆，因為爸爸媽媽都是正直的幹部和驕傲的黨員。不過，要審查我這顆「苗」的成分，單看父母是不夠的，還要看他們的父母是否在解放前當過地主和資本家，是否存在剝削勞苦大眾的污點。我怎麼也想象不出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弱不禁風的姥姥曾經是個剝削者。可是另外三位祖父母都在我出生前過世了，我可不敢為這些素不相識的人打包票。
最終使我沒有上成德語班的原因是我爺爺。其實，他既非資本家，也不是大地主。爸爸說，他是村子裡的秀才，不是幹莊稼活兒的料，所以農忙的時候需要雇幫工。單單這一點就導致他在劃階級成分的時候被歸入富農的行列。「你爺爺對雇工很尊敬，根本談不上剝削。」爸爸為挽救爺爺的名譽極力向我表白。不過這也幫不了我什麼忙了。「富農」嚴格說來不是無產階級的一分子，不是革命倚賴的對象。由此看來，我不是紅苗，最多是粉紅色的苗。
對德語的好奇
一個輝煌的外交官生涯就這樣被扼殺在了萌芽當中。學校老師對我投來同情的目光，父親的眼神中還摻雜著歉疚。後來我想，其實我完全可以做傷心狀，這樣在家裡和學校就可以享受好一陣的特殊待遇。
不過我真的沒有受挫感。相反，沒獲得進德語班的資格在我心裡引發了一種典型的逆反：「有什麼了不起，這麼一種聽起來像行軍令的、硬邦邦的語言，不學也罷。」
不過逆反之後，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好奇。我在父母的書架上搜尋德國文學作品，發現了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是革命家兼詩人的郭沫若翻譯的。後來我聽說郭沫若根本不懂德語，是他請人把浮士德博士、平民美女格蕾琴和魔鬼的故事講給他聽，之後進行了再創作。兩位詩人彼此交融的語言使我感到震撼，儘管我對「浮士德」的內容完全是雲裡霧裡。
那一年我十歲。
文／張丹紅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德國之聲（原標題：我的融入史:一聽鐘情）
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