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2023年上半年，中國當局對提供諮詢服務以協助海外企業因應中國監管環境的國內外諮詢公司進行一系列打擊。臭名昭著的事件包括去年3月及4月分別突襲搜查美國顧問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美國顧問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上海辦事處，美國顧問公司「凱盛融英」（Capvison）的上海辦公室遭控竊取國家機密並向外國客戶傳輸敏感資訊而遭到搜查。數星期後，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宣布，美國晶片巨擘美光（Micron）未能獲得其產品的安全許可。
這種將安全置於經濟之上的需求在中國2023年7月生效的《反間諜法》修訂變得更加明顯，修訂後的法律不僅擴大間諜活動的定義，還賦予地方當局廣泛的權力，地方當局可因懷疑而扣押資料及電子設備。中國新的發展安全方針體現於打壓國內外顧問公司，自那時以來一直讓私人投資者感到恐慌。
中國私人控股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自2018年以來一直下降，2021年短暫反彈，2022年再次下降。相較之下，國家投資的增加彌補了私人投資的下降，但從長遠來看，這不能取而代之，原因有二：首先，私人投資下降的情況下，上升的政府債務可能導致資本遭到排擠，從而縮小民營企業的資源。其次，隨著2023年債務占GDP的比例升至55.9%，中國政府已經捉襟見肘，鑑於債務狀況不斷惡化，政府維持當前支出的空間已經很小，更別提擴大。
中國淨出口數據表明，儘管出口對GDP的貢獻自2018年創下低點以來穩步回升，但不太可能回到2001年至2014年的輝煌時期。儘管中國仍將是出口大國，但淨出口對其成長率的貢獻可能不高。外部需求疲軟也意味著出口導向投資將下降，從而導致整體投資率進一步下降。
消費不足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的策略是尋求刺激國內消費及家庭支出。然而，要讓國內消費成為新的經濟成長引擎，不僅需要維持之前的動能，還需要提高其占GDP的比重，彌補因投資率下降而造成的成長損失。然而，從中國家庭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來看，比起其他消費驅動型已開發經濟體及新興經濟體，中國家庭消費支出仍顯著偏低。舉例來說，美國與印度的家庭消費占GDP的比例均超過55%，相較之下，中國的家庭消費占GDP的比例歷來在40%左右，2022年下降至37%。
更糟的是，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民眾對自己的財務未來深感不安，家庭消費支出的成長也在下降。2010年至2019年，家庭消費支出成長一直穩定在10%左右，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迫使家庭消費成長率降至零。2021年從低點回升後，成長率在2022年再次下降，而2023年名義GDP與實質GDP的負差預示著通貨緊縮，進一步印證經濟需求的低迷。
因此，《外交政策》指出，國內消費似乎不太可能推動中國的成長。失業率上升、消費者信心下降、人口老化、扶養比上升將進一步對中國提高消費的努力造成負擔。這些趨勢可能在中短期內得到證實，中國不會再回到1980至2010年的高成長率，而是將穩定維持在4%左右。這可能會破壞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轉型計畫，並一定會削弱習近平將中國轉變為先進社會主義國家的夢想。對中國來說，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恐懼真實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