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這句古老的格言雖然已幾近政治鐵律，但是其間的演化機制仍有很大的想像空間，雖然接近權力易使人腐化，但近來也有論者指出，其實是比較「壞」的人更有動機也更懂得取得權力，從近來由民進黨開始的#Me Too運動到詐騙集團可以深入接近民進黨要員，都可看到另一種執政後權力腐化的痕跡。
台灣比全球晚了6年的#Me Too運動卻是從民進黨爆發，這並不令人意外，性騷擾行為也許不分黨派都會發生，但民進黨二次執政以及2020的大勝，基本上就是因「進步紅利」的加持，相對的，國民黨早因成為「進步」的對照組（反動）而遭到選票處罰，民進黨為何在這波#Me Too運動感受到比較大的壓力，主要就是因為批判來自進步選民，而這些選民這幾年來正是因為「進步」而選擇支持民進黨。
雖然民進黨一創黨就以「進步」為名，但真的帶動進步風潮是蔡英文2016大選前後跨黨派的進步聯盟，如果說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算一次革命，那次的「革命」主要目標是民主化的落實，最高冠冕當然就是政黨輪替，不論輪替結果如何，這是台灣民主化必經的一關；相對的，2016的再次政黨輪替才真的算是進步革命，這場革命打著平權的旗號，或至少做出「平權革命」的表象；可以說，蔡英文及民進黨2016年前組成的進步大聯盟，對各種各樣的權利作出許諾，因此蔡英文執政8年的幾次重大衝突，就是被要求兌現這些許諾，從一開始的一例一休（勞權）、同婚合法化運動（性別平權）、藻礁保護承諾（環境權）、居住平權、甚至到動物權，當時代表民進黨與社運團體結盟的蔡英文，讓進步團體有著美好的想像。
蔡政府的平權政策在執政後當然不如預期，無論是實踐力不足(居住平權)或是不切實際而導致的政策衝突(因能源需求而衝擊藻礁)，這些衝突在在的露出民進黨的true color，然而，這仍然還只是許多進步性政黨執政後必然面對困境而已，真正揭露民進黨墮落到什麼程度的，就是這次的#Me Too運動。
#Me Too運動的真正核心其實就是權力問題，性騷擾者只因為權力不對等就自以為可以濫用權力、凌駕受害人的身體或意志，換句話說，性騷擾本質上是一種極端的濫權，這次發生在民進黨的幾個案例中，更是結合了性騷擾和職場霸凌，例如，發生在民進黨青年部的，主管可以經常羞辱部屬、還要求她向涉性騷者道歉，她自陳離職時當場昏倒送醫，驚動高層，但作為台灣有史來最具進步價值的總統蔡英文，卻似乎對發生在自家內的這場霸淩事件無知無覺。
同樣駭人聽聞的也發生在青年部，蔡英文黨主席任內引進青年學子擔任「國務青」，看起來是爭取年輕人同時也提供年輕人參與公共政策機會的管道，但這個表面上光鮮亮麗的機制，實行起來卻出現驚悚的變調， 趁著這一波#Me Too風潮，一位到目前仍挺民進黨的前「國務青」也分享他在民進黨青年部實習的恐怖經驗，從被逼「下跪道歉、磕頭求饒」，到被辱罵「死同性戀」(對號稱挺同的民進黨而是莫大諷刺)等，但被這位實習同學指控的青年部主管陳右豪，卻在律師函中抱怨他的上司蔡沐霖指令錯亂，要求他和另一位同事互相監督，才會釀成衝突。
美好的「國務青」夢想如何演化為類蒼蠅王的霸凌場景?相較於蒼蠅王對人性的的陰暗悲觀，倫敦大學政治學副教授Brian Klaas 在《腐敗》一書中透過兩個荒島求生的相反案例指出，當人們遠離文明時不必然就淪為野蠻、也不必然互相殘殺，關鍵是制度能否防止暴虐的倖進之徒掌握權力。
民進黨青年部就是個具體而微的權力生態圈，在民進黨中央任職的前黨工向《風傳媒》指出，青年部會招攬有志參與政治工作的年輕學子入黨中央實習，日後則依照表現推薦他們進入國會、政府、競選團隊內工作；而掌握職涯「生殺大權」的人就是青年部主任，由於害怕政治生涯被扼殺，因此許多年輕學子發生類似職場霸凌或性平事件時，都不敢出聲，只能默默忍受。這樣一個方便權力者予取予求的權力場域，本來就有讓人腐化的誘因，同樣的，如果更上位的民進黨領導者識人不明，黨內也無防範監督機制，就有可能讓為權力而權力的人上位，到此刻，蒼蠅王的黑暗場景出現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小觀大，蔡英文任期最後一年，民進黨內性騷擾、霸凌等案連番爆發，只是政治敗壞的冰山一角，和人民身家性命習習相關的詐騙案日益猖獗，更駭人聽聞的是，通緝犯姓名不改化身為借貸平台負責人，在吸金詐騙25億前，已經結交民進黨各派系要角，也才能在招待所款待台鐵官員、提供民進黨立委服務處及用車；從之前的黑道入黨爭議、到要員結交詐騙犯，現在的民進黨已不只是既有的權力腐化問題而已，也快成為貪婪枉法者的匯集之地，這大概是二次進步革命的最大諷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