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二二八當天為七十六年前的悲劇道歉，這是一分措辭極度小心的道歉稿，小心翼翼不碰觸到「蔣家」二字，事實上，今年二二八聚焦於蔣萬安，密碼正是「蔣家」，然而，蔣萬安有沒有權利代表蔣家道歉?或是否必須因為蔣家人而道歉?這些不但是政治爭議問題，也牽涉到轉型正義的核心爭議。
修復式的轉型正義不以報復為目的，但仍然會要求當事人負起罪責，但無論是二二八或白色恐怖，都因年代久遠而無法追究當事人，台灣正式為二二八平反已是事發後的4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作為蔣經國的接班人，在國民黨內有沒有完全的實權或意願去清算蔣家，相當值得懷疑，但是李登輝在1992年仍然主導由政府設立二二八紀念碑，此碑當時有碑無文正是反映二二八帶來的痛楚難以化解，即使如此，李登輝1995年以國家元首身分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致歉；之後為二二八道歉的國家元首，則是8年後上台的馬英九。
二二八時李登輝是學生、馬英九未出生 他們為何要道歉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李登輝仍是學生，之後還因不滿政府而參加親共的團體，要李登輝為二二八負責任是匪夷所思；同樣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馬英九尚未出生，要如何在事後為之前發生的悲劇負責？可以說，李登輝及馬英九並不是個人為二二八負責，他們是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家屬致歉，畢竟政府連續的，由於過去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二二八悲劇，李登輝與馬英九以國家領導人身分負起平反及賠償的責任。
在轉型正義過程中，領導人的歉意雖然只具象徵意義，但意義攸關重大，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西德總理布蘭特1970年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的驚天一跪，此舉開啟西德與波蘭的和解之路，也是西德領導人對過去納粹時代迫害猶太人最深沈的致歉；然而，布蘭特在納粹執政時逃亡海外，遠非加害人，即使是他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也在第三帝國一開始就遭解散，當然也不是納粹共犯；但是戰後布蘭特成為領導人後，仍代表德國向猶太人及波蘭致歉。
第一位本省人總統代表政府致歉 有重大意義
同樣的，李登輝和馬英九的致歉，也對台灣處理二二八傷痕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二二八事件不可避免的造成台灣省藉隔閡或敵視，但無論是一開始的「官逼民反」，還是後來軍隊入台後刻意殺害本土菁英，二二八事件本質上仍是威權或獨裁統治問題，李登輝以第一位本省人總統代表政府致歉，才能將二二八正本清源定調為政府殘害人民，而不是族群衝突，更重要的是，如此才能避免讓外省人背上莫需有的原罪。正因為有李登輝的前例，之後的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再為二二八道歉時，也不會被誤導為是外省人必須向本省人道歉，就如馬英九認知的，二二八是政府貪污腐敗造成，他同樣是代表當時執政的國民黨道歉。
如果李登輝、馬英九是代表國民黨政府道歉，那蔣萬安是代表誰道歉? 蔣萬安表示，他是跟著李登輝、馬英九兩位前台北市長的前例向二二八家屬道歉，這樣的說法被批評是避重就輕，畢竟李登輝和馬英九道歉都和身為台北市長無關；然而，蔣萬安能如綠營期盼的一般，宣稱自己是代表蔣家道歉嗎？這對蔣萬安可能萬分尷尬，畢竟蔣家仍然門庭重鎖未必接納他，還是蔣家局外人的蔣萬安有什麼資格代表蔣家道歉！
只因是蔣介石後代 蔣萬安就等同殺人凶手？
然而，比起蔣萬安個人尷尬更嚴重的是，蔣萬安代表蔣家道歉這樣的想法異常危險。其實，二二八當日闖入紀念活動的抗議者是喊著「殺人凶手、下跪道歉」的，而民進黨立委范雲更形容蔣萬安的道歉，猶如希特勒子孫打著希特勒名號選上德國首都的市長，以市長身份出席「追悼被屠殺猶太人」紀念儀式，是對轉型正義的羞辱。換句話說，在綠營眼中，蔣萬安對於二二八該負的責任遠遠超過李登輝及馬英九的政治責任，而幾乎到個人罪責的等級，此一思維背後的意涵是，蔣介石如果是二二八元凶，他的後代什麼事都沒有做也等同是殺人凶手、也要同負其責，綠營人士也知道這樣的「血緣原罪」說太嚇人，所以都會加一句，蔣萬安既然享受蔣家的光環，就該為蔣介石的過錯負責。其實，在民進黨第二次執政、蔡英文雷厲風行推動轉型正義多年、國史館多少文件直指蔣介石是「殺人凶手」的此刻，蔣家還能有多少光環是值得懷疑的，然而在綠營眼中，蔣萬安要為先祖背罪才是千真萬確的。
用一個比較現代的用語形容二二八事件，就是當時的政府犯了「違反人道罪」，但我們別忘了，歷史上很多「違反人道罪」都和血緣血統有關，從中國當年的的「黑五類」到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都是，當我們紀念二二八時，也要小心人心中潛在的「血緣原罪」、「省籍原罪」發酵，否則就成了轉型正義的負面案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