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言自此重理舊業，折節讀書，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二十三歲時，以「八十二名寧波府鄞縣學增廣生」的資格，前往省城應考崇禎壬午一科的浙江鄉試。這一科鄉薦的經義題目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用其中於民」。「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子以容民畜眾」，「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天地之大德曰生」等。
壬午科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葵庵，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泰，字通也，山東滋陽人，而他的房考老師則是青浦人錢世貴，字聖霑，崇禎庚辰科進士，曾任浙江諸暨縣的知縣。
煌言就在這科考中了舉人。
煌言考試的成績很好，本房座師錢世貴不但對於他的文章大加激賞，而且竟從文字氣體上，看出煌言的風格和識見，以褚遂良的大節、宋廣平的堅毅相期許。這篇薦語，非常贍美。如言：「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性獨豔冶，此先輩於文章家神骨之外，兼登氣體，然必以茂美韶令為入格。此卷勢如驚鱗躍波，情如翔鴻接翼，步驟益閑，符采倍耀，取其章美，足以衣被天下矣。論開創微言，聲出金石，判比度，不失分寸。五策敷陳時事，條達通明，知為才識兼茂之士，佇看大受者也。」房考座師這樣推重，主考官的評騭也不尋常。
編修吳國華的批語是：「雅思雋筆，萬籟俱澄。」
左給事范淑泰的評語是：「不事高深，澹然自足。」
於是這二十三歲的生員，就在這次鄉試中了舉人。
中了舉的士人，除須準備赴京會試之外，為謀生計，有人坐教館，有人選編鄉闈卷子的名篇，交給書坊印成選本出售，收取編輯潤資，謂之「選政」，但選者也須薄有聲譽，選本才銷售得出去，如《儒林外史》中的馬二先生，便是替嘉興文海樓書坊精選三科墨程，居然也稱「選家」的便是。煌言中舉後，也曾搞過這玩藝兒，所編題曰「銘燕」，無非賺些潤筆，作為北上會試的盤纏而已。
照明代的科舉制度，鄉試的次年即為會試之期，各省的新科舉人，都要計偕入都，北上應考。大約煌言也曾於次年──即崇禎十六年遠赴北京應癸未科的大考。不過，這一次他卻並沒有考上。而且在他南返不久，就已爆發甲申國變，整個中國因李闖攻陷京師而全面動盪起來，烽火漫天而起了。十年後煌言追懷昔遊，有曰：
棄繻猶及到燕關，慘澹風雲十載還。狼鬣自從當日舞，龍髯能得幾人攀？漢陵弓劍存亡後，晉室衣冠興廢間。轉眼書生成故老，慚無媧石補江山。
他自幸拋卻儒冠、從戎救國以前，還來得及以一個新科舉人的身分參加禮部會試。此後，他就與飄搖的國脈同命，再無那樣從容的際遇了。
煌言出生在萬曆朝的最後一年（一六二○年），天啟一代七年，正是他童年的黃金時代，然而明代的政治，卻就壞在這兩代皇帝──神宗和熹宗的統治之中，君昏政秕，閹宦擅權，把一座三百年的大明江山，直搞得天昏地黑，水盡山窮。等到崇禎皇帝即位，早已內憂外患，交相倚伏，流寇起於西北，女真盤據兩遼，烽火滿野，邊患連年，國家的命運，久在風雨飄搖之中，面臨崩潰的邊緣了。
崇禎帝初即位時，雖然極想奮發有為，頗有一番英明果敢的新氣象，懲除閹黨，任用清流；然而敗亂已入腹心，積重一時難返，加以崇禎求治心切，操持過激，到後來連他自己也把握不住一定的方針，無論軍國大政的決策，內外臣工的選擇，都常常朝令夕改，忽起忽降，在位十七年間，秉政的首輔，就更用到二十餘人之多，朝局焉得不亂？而且，中樞的步調如此不穩定，又如何能望地方政治的修明，加以法令如毛，責望急切，譬如揚湯止沸，自然求治反亂了。而明末士大夫間盛行結黨的風氣，又使得崇禎對於他們個個都覺得可疑起來。既不能信任結黨的士大夫，生長深宮的皇帝，便很自然地重蹈了明室帝王傳統的痼疾，回頭專任太監，付以監軍、典鎮、理財等重任，把國家的命脈──軍隊和財政交到這班宦官手上，還有什麼希望，終於弄得人心離散，禍亂一經爆發，便不可收拾而終於覆亡。《明史．流寇傳》載李自成批評崇禎的話：「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實在是非常客觀的評論，不能以人廢言。這樣一個悲劇性格的皇帝，偏偏遇上這麼一個悲劇氣氛濃重的時代，天下怎得不亂！明室怎得不亡！
朝政如此，而地方政治的黑暗更甚。飢餓線上的農民，實在是流寇叛亂最大的資本。
明朝的土地制度，對農民的壓榨，異常苛刻，在官田的名目之下，皇族有皇莊，勳臣有官莊，這些莊田初還限於畿輔，後來遍及郡縣，竟占當時全國耕地七分之一的面積，這本來已是一種驚人的霸占了；何況管皇莊的太監，管官莊的豪僕，對於農民的敲榨剝削，又是無限的驕橫；地方官又任意派遣徭役，廢時失業，捐租重重，吸血吮髓，沒個休止，再加以崇禎年間的水旱蟲災，又遍地皆是。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農民，便個個抱著鋌而走險的思想，一有機會，無不參加叛亂。一股一股官逼民反的叛亂與暴動，必須用兵鎮壓，而官兵的兇殘甚於盜匪，酷吏的掊剋敲剝，又永無饜足，遂使一部分老實而不敢叛亂的農民，也不得不因逃避官家的逼迫投身「寇黨」，於是，「流寇」的勢焰日益旺盛，力量日益龐大，陝西的李自成終於成了滾雪球的中心，儼然成了農民叛亂集團所擁戴的闖王。
闖王攻入皇城，崇禎皇帝縊死煤山，偏偏吳三桂又為了陳圓圓「衝冠一怒為紅顏」，帶領清兵入關，終使中國臣民，淪於異族。
煌言的青年時代，就是這麼一個內憂外患交乘的痛苦的時期。
甲申國變後，煌言不能沒有「安得此身生羽翰，高摶橫擊待攀鱗」的苦悶。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南都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戴福王由崧即位南京，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當此危亡關頭，人人都有赴難之心，何況煌言。他曾於這年秋天，隻身跑到南京去了一次。然而當時的南都，朝中正士正被奸邪排斥，大權幾已全為馬瑤草（士英）、阮鬍（大鋮）所把持，金陵城中正瀰漫著招權納賄、腐惡荒淫的景象，以煌言這麼一個年僅二十五歲的新科舉人，自然一無際遇，「請纓無路」，空手而歸。
翌年，煌言曾因友人朱夏夫（兆殷）的介紹，去訪謁過紹興知府于穎。
穎字穎長，江蘇金壇縣人，崇禎辛未進士。他是守土有責的地方官，很有遠大的眼光，這時候，紹興籍的理學名臣劉宗周，已被馬、阮排擠，致仕回籍，于氏在任，當此動亂，事事請教於這位前輩，竭力作一切禦侮保鄉的準備。
煌言很受于知府的看重，兩人訂交自此。
他們暫時都只能憂心忡忡地靜觀時局的推移衍變。煌言回到鄞縣附近的駝峰山中，閉戶讀書。
＊作者李一冰（1912-1991），原名李振華，以「一片冰心在玉壺」之意取筆名李一冰，著有《蘇東坡新傳》、《冰心玉壺：李一冰文存》（聯經），本文選自《南明一孤臣：張蒼水傳》（聯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