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2015年最震驚兩岸政壇的往事，除了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新加坡的會晤之外，恐怕就是前副總統連戰甘冒台灣之大不韙，登上北京天安門的城樓出席中共舉辦的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鑒於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傳統立場，是堅持對日抗戰為蔣中正所領導，身為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的連戰出席大陸的抗戰勝利閱兵，無疑是為中共史觀背書。
所以不只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抗議，就連馬英九總統以及身為抗戰老兵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將軍都批評連戰不該前往北京。部份筆者訪談過，本來有意願前往大陸參加閱兵的老兵，也在郝柏村院長或者退輔會的遊說下放棄了前往大陸的機會。何以並非抗戰老兵，甚至不是軍人出身的連戰會如此堅持要到北京看閱兵呢？
最近出版的《連戰回憶錄》，解答了這個困惑筆者八年的問題，那就是他小時候的經歷決定了他看待抗戰乃至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立場。在《連戰回憶錄（上冊）：我的永平之旅》第94頁到95頁中，連戰介紹了他小學時代在西安躲防空警報的經歷。他先是強調自己在抗戰時最欽佩的，是如高志航、閻海文以及劉粹剛等翱翔天際，捍衛領空的中華民國空軍健兒。
可事實正如連戰在他書中所寫的一樣，高志航、閻海文與劉粹剛都在抗戰爆發的1937年戰死了。1936年出生的連戰，不可能真的見過這些教科書上反覆宣傳的空軍英烈。他從1941年起在西安讀小學，1944年隨父親連震東轉移到重慶，這段時間日本陸軍航空隊對西安實施了35次轟炸，但沒有一次是由高志航、閻海文或者劉粹剛起飛攔截日機的。
連戰不記得是哪些空軍飛行員捍衛西安的領空，卻對跟他一起躲防空洞的8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人員印象深刻，提到了董必武及任弼時兩位中共高級幹部。由於高志航、閻海文與劉粹剛都只是在課本或者宣傳上看過，董必武和任弼時卻可能是親自見到，且有過生死與共的抗戰記憶，顯然連戰對中共留下了比中華民國空軍更為深刻的印象。
台灣人的抗戰情結
比起那些發生在藍天還有戰場第一線的故事，躲警報才是連戰對抗戰最難忘的回憶，他還記得自己喝白水加鹽的太平洋湯，吃混著砂石的八寶飯，穿著縫縫縫補八卦衫的生活，這一切的記憶都與8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人馬交織再一起。更何況他的父親連震東，本來就是為了抗日奔赴大陸戰場的台灣人，雖然效力國民政府，但終極目標還是把日本從台灣驅逐出去而非介入國共內戰。
因此許多在聯俄容共時代前往大陸發展的台灣抗日份子，都會把希望寄託到比中國國民黨還要更激進的中國共產黨身上，當中最有名的就是抗戰期間成立台灣義勇隊的李友邦將軍。加上蔣中正推動清黨後，國民政府一度從維護中日邦交的角度出發，將林文騰、翁澤生等左翼台灣人引渡回台灣給台灣總督府受審，進一步強化了台灣抗日份子對國府的不滿情緒。
也難怪丘逢甲的兒子丘念台雖然是台籍國民黨元老，卻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顧蔣中正「安內攘外」的政策金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等到後來全面抗戰爆發，丘念台還親自前往延安向毛澤東請教如何組訓民眾。顯見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或多或少都有左傾的思想，更何況當時還是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時代。
西安做為國民政府與蘇聯聯繫的中繼站，本來就已經走大量的共產黨人和左派份子活動，即便中央政府想要防範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連戰從小在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環境下長大，雖不至於相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卻很容易相信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是促成對日抗戰勝利的基石。
而從1984年以來，中共調整抗戰論述，將原本強調中共領導抗戰改為強調國共聯手抗戰的「兩個戰場論」，主張國民黨負責正面戰場，共產黨負責敵後戰場。從連戰那一代有中華情懷的台灣人角度來看，國民黨對抗戰的貢獻已經獲得中共承認，那麼共產黨在敵後戰場的貢獻也應該為台灣所認可。既然兩黨都是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欣賞共軍紀念抗戰的大閱兵何錯之有？
對歷史的認識來自主觀
連戰在抗戰時還是個兒童，沒有上過戰場也沒看過日軍，後半輩子也沒有從事歷史研究，他對抗戰的認知片面是可以理解的。其實絕大多數經歷過抗戰的人，也只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提供他們對那個大時代的主觀立場。抗戰勝利後不幸滯留大陸的新1軍第50師老兵胡為仁，是抗戰末期中美聯軍反攻緬甸的親身經歷者。
他曾親眼看到國軍在美軍提供的空中、火砲以及戰車支援下，將不可一世的日軍打得落花流水。日本投降後，不願意參加內戰的胡為仁離開國軍，卻還是在中共建政後被扣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他的二姊則在抗戰時加入中共新4軍，並在中共建政後成為黨的幹部。她多少提供了弟弟一些政治上的保護，卻在誰打贏了抗戰這個問題上與弟弟爭論不休。
在這位二姊看來，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原因就是新4軍在蘇北游擊區的小打小鬧，偶爾趁汪精衛和平建國軍不注意的時候去打打碉堡或者派出所，搶奪一些武器。接著下來就是蘇聯紅軍出兵滿洲國，在8路軍配合下擊敗關東軍並解放了中國人民。日本的投降，完全沒有國軍和美軍的功勞，這就是胡為仁二姊對抗戰的主觀認知，卻與胡為仁本身的經歷南轅北轍。
對於親眼看到美軍P-47炸射緬甸日軍陣地，然後國軍M3A3戰車從日軍屍體上輾過的胡為仁而言，二姊的經歷純屬天方夜譚，是毛澤東為了鞏固紅色政權所創造的歷史謊言。雖然到了晚年，隨著大陸方面改變歷史論述，胡為仁的二姊也透過閱讀《大國之魂》等書籍，肯定弟弟參加抗戰的貢獻，可她仍堅持蘇聯出兵東北才是抗戰勝利的主因。
客觀來看，胡為仁的觀點更貼近歷史事實，日本是被美國擊敗的，國軍則是中國戰場上的抗日主力。共產黨的游擊戰無法改變戰局，蘇聯在參戰前有整整四年的時間與日本「互不侵犯」。然而我們很難以此來批評胡為仁的二姊是「錯的」，畢竟在看不到國軍正規軍的蘇北戰場，確實是只有新4軍在堅持抗日，無論所謂抗日的規模是有多麼微不足道。
抗戰的親歷者很有限
就筆者對老一輩的口述歷史訪談來看，真正相信國軍是抗戰主力的多為那些親身在戰場上與日軍對戰的榮民前輩。他們有些如胡為仁一樣，是參加滇緬大反攻的遠征軍或駐印軍老兵，要不就如陳炳靖一樣是駕駛P-40戰鬥機奪回中國戰場制空權的空戰英豪。還有一些，雖然無緣投入反攻，卻還是挫敗了日軍對湖北或者湖南兩省的進攻，確保了大後方的安全。
甚至於那些接受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與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裝備與訓練，在敵後打游擊的別動隊和傘兵英雄，都能很驕傲的相信自己是二戰的戰勝者。然而這些有過戰勝日軍經驗的老兵，除了空軍以外絕大多數都在國共內戰中犧牲，還有相當部份如胡為仁一樣無法來到台灣，滯留大陸慘遭中共整肅。
少數能活著來到台灣的，到了2023年的當下早已凋零殆盡，隨著郝柏村院長在2020年的去世，話語權已不在他們的手中。而來台灣的外省族群當中，如筆者過去發的文所探討的，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於抗戰時的淪陷區。他們不是成長於汪政權的統治之下，就是參加過和平建國軍，對蔣中正的認同早已淡薄，然後突然有一天就莫名其妙成為了戰勝國的國民。
到底老蔣是怎麼打勝日本的，他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國軍忽然就搭著美國飛機和軍艦回來接收了。接著他們又莫名其妙被打成「漢奸」或者「偽學生」，對老蔣的認同自然更是不可能高到哪裡。對於中國是否真的是二戰戰勝國這點，他們毫無自信可言，如果不是有更激進的共產黨要清算他們，根本就不會想要來到台灣。
淪陷區軍民因為抗戰時沒有遇到戰鬥，且對蔣中正沒有忠誠度，因此在抗戰還有內戰時的生存率較高。外加淪陷區多為沿海省份，能來台灣的比例本來就高於參加過抗戰的老英雄。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抗戰到底是重慶還是延安領導的根本就不重要，這是其中一個為什麼來台外省人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在乎抗戰話語權的原因。
認同國共合作史觀
除淪陷區軍民外，還有許多年齡與連戰相仿的外省人，雖然是在大後方出生，卻因為沒有上過戰場的原因對抗戰真相所知有限。反倒是他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環境下，接受中共教育的洗禮，更加認同的是「國民黨＋共產黨」的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史觀。在這套論述下，蔣中正雖然對擊敗日本有功，卻不是唯一的領導，國共合作才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關鍵原因。
這些現在平均年齡85歲到95歲的外省人或本省半山，到台灣之後又從國民黨的教育中學習到「史迪威事件」與「馬歇爾調停」的歷史，又親身經歷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問北京或者卡特（Jimmy Carter）斷交等來自美國的背叛，是天生的「疑美論」者。相比起中美合作戰勝日本，他們更寧願相信國共合作的中華民族主義史觀。
再加上部份來自大後方的外省人，在抗戰時也經歷過黃河決堤或者長沙大火等來自國民政府的不愉快經驗，對蔣中正本來就恨之入骨。當時年紀還小的他們，又普遍沒有經歷過中共的清算鬥爭，只是隨著效忠國民政府的父母來到台灣，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被迫壓抑自己的反蔣情緒罷了。實際上他們當中許多人，對蔣家的仇恨絲毫不下於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
比如一位戰後來台灣參加空軍，曾被派往利比亞服務的湖南老前輩，就經歷長沙大火。長年在國軍服務的他，被迫壓抑自己對蔣中正的不滿情緒，直到最近筆者提到1949年滯留大陸的國軍老兵遭受中共迫害時，他上來留言表示老兵是無辜的，有罪的是「蔣XX」，表明了他不認為毛澤東該為這些老兵的悲慘遭遇負任何責任。
為何會認同中共？
從這裡我們又能發現，這些抗戰時還是孩童的老一輩，還有來自淪陷區的軍民對老蔣認同其實不高。反倒是對於中共，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有高度的認可。為什麼會如此？淪陷區的軍民，在抗戰時普遍被認為是「漢奸」或「亡國奴」，他們對於一個「強大祖國」的需求比任何人都還要高。因此筆者訪談的老一輩中，認同當今中共最踴躍的反而是淪陷區居民，尤其是「偽軍」。
比如筆者訪問的滿洲國軍老兵王先生，就希望兩岸合作發展無人魚雷艇在南海對抗美國航空母艦。至於抗戰時還是兒童，後來到台灣成為黨國棟樑的外省人或者半山，他們本身跟中共沒有仇恨，莫名其妙被父母帶離故鄉，到了晚年又成為台獨主張者攻擊的目標。久了以後，自然會如同抗戰時的淪陷區軍民一樣產生類似的「亡國奴」情節，進而尋求一個「強大的祖國」。
習近平提倡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正好迎合了這兩批人的期望，自然提升了他們對北京政權的認同。相比起來，郝柏村等實際參戰過的老兵，雖然對中共已不像過去那般敵視，卻因為自身的抗戰經驗與中共論述不符，反而成為最難與北京和解的一批人。可如今他們已凋零殆盡，「深藍」族群的話語權慢慢被後兩批人接手。
當然這並不意味另外兩批人就完全擁護中共，否定自己效力過的中華民國。連戰雖然在2021年拍電報給中共祝賀百年黨慶，卻還是在回憶錄中主張中共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後存在的事實。身為民族主義者，他們不想在兩岸政府之間選一個來效忠，而是希望北京和台北能經由談判取得一個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這群「深藍」的認同，雖然與台灣主流相距甚遠，甚至不是中國國民黨的主流，其中部份人士的言論在筆者眼中更形同叛國，可何以他們會有這些認同與意識形態，還是需要我們來給予研究和理解的。而「深藍」族群心底裡之所以不認同老蔣與國民政府，並不是因為他們否定老蔣領導抗戰，而是老蔣沒有辦法滿足他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這才是真正的主因。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