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張文隆的〈108課綱正在摧毀台灣歷史記憶〉一文，論述大鳴大放，歷史教科書課綱爭議，一直是台灣教育新聞的爭議熱點，但大多為「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的爭鬥拔河，但筆者想和張文隆分享一個教科書學術的國際新知，目前教科書學的典範，已從單一轉移到多元，歷史教科書課綱編修的內容爭議，屬於教科書學（Textbook Pedagogy）的議題範圍，故筆者先介紹教科書對社會和教育發展的重要性，接續點出教科書學典範已轉移多元研究方法論，再來用實例說明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教科書學建構，呼籲社會大眾需精準聚焦教科書課綱的關鍵之處，問題關鍵非「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的二元對立，而在教科書學已出現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其目標為讓學生導向多元國際化，筆者論述如下。
一、教科書關係著對社會和教育發展方向 世界各國政策皆重視
「今日的教科書，明日的心靈。」（Today’s textbooks, tomorrow’s minds.），為Chambliss 與 Calfee在1998年在《今日的教科書，明日的心靈》一書中闡明教科書的重要性，他們主張教科書是中小學階段最主要的教與學資源，同時也強調教科書設計、評鑒、采擇和選用都應符合相關理論觀點並進行實務改革，讓教科書有多元完善的發展，才能滋養孩子心靈並有效提升學習成就。教科書研究的重要性，不只是單一國家層級，也是國際層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2005年便主張二十一世紀的教科書必須支持所有人都有權利接受優質教育，鼓勵「參與導向的教材設計」，讓教科書盡可能包含更多社會成員的聲音和文化，鼓勵更多社會成員的參與，並提供他們終身學習所需的工具。
回顧梳理世界各國教科書發展史，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家因為戰爭因素導致民族主義高漲，因而影響到教科書內容的修訂，充滿了主觀性偏見和二元對立的敵對概念，甚至教科書成為單一意識形態的工具，因此，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 ）呼籲將教科書內容修訂提升到國際層級。而教科書內容的修訂也關乎國際理解的層次，UNESCO在1945年委任德國歷史學家 Georg Eckert 創辦國際組織Georg Eckert Institute，（簡稱：GEI），在GEI主導下，歐洲國家簽訂許多教科書協議，並推動國際教科書會議，邀請跨國教科書研究人員、出版者、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員與會討論如何修訂教科書，教科書研究受到課程發展或政策制定所引導，背後是各國政府運用官方權力，所塑造的框架理解。正如M.Foucault（1980）「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的觀點，闡釋知識的產生涉及陳述的生產、規訓、散佈、傳播和運作，經由合法化的過程建構知識系統；其中更藉由教育內容，規範公民的責任和義務，達成統治的目的，承上論之，國際組織GEI便是看到此點，希望透過國際教育組織的介入，同時關注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挑戰教科書內容的制定過程，改變官方所圈畫的知識疆界，讓教科書研究為改進社會的教育實踐，分析刻板印象和敵對意像，期能改善盲目的、理性缺位的愛國主義、無知的沙文主義和主觀偏見的詮釋，導向和平和國際理解，綜上所言，上述這些國際性行動的背後，更代表教科書的重要性關係著社會和教育的發展方向。
二、教科書學典範已轉移多元研究方法論
學者王麗雲和甄曉蘭曾表示:：「雖然規範性教科書研究提供觀察與解釋教科書的專家視角，指引研究者看見並省思所觀察現象背後的意義，但若只停留在理論層次的探討，未進一步系統化搜集分析資料以瞭解和印證理論，並思考不同詮釋方式，那麼理論的討論往往流於意識型態爭辯，對公共利益助益有限。」，邁向多元典範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為GEI是過去推動規範性國際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的主要動力，然而其主任Fuchs在2011年，也對最近教科書研究的發展提出省思：如果教科書研究要提升學術性，必須超越政治性和規範性，基於健全的學術規範與規准。因此最近有一股趨勢呼籲教科書研究應該「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強化科學化研究，重視搜集資料並將其系統化與意義化。這些學者關注以下問題：如何證明所分析教科書的事實是客觀或可信的？它們是基於可觀察的事實或研究者的想像？它們是否講求系統化、以精密與仔細的態度來從事研究，或誇大而扭曲某些層面？是否能找出辨識教科書特質的可靠方法，透過相同或相近程式達到相同或可聚焦的結論？這些方法的研究限制為何。
目前教科書相關研究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實證研究基礎不足，多半是介紹教科書、分享經驗和討論相關問題，教科書學典範已轉移邁向多元典範，正是回應上述科學化研究所關心之處，以證據為基礎的內容分析教科書研究開始萌生，以客觀化和數量化的描述，透過系統化、明確程式與可複製的步驟，分析文本特質。這種類型的研究可以經濟便捷方式歸納趨勢，相較其他類型教科書研究進展順利，也具有某些價值和發現，而教科書學典範轉移多元研究方法論，是補足單一研究方法論的不足之處。
三、以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教科書學建構為實例說明
以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教科書學建構為例，目前在教科書學的可理解性上，例如在主題編選為表現價值中立，卻減少或刪去部分較具爭議性的相關主題，在文本修辭模式多為描述性、條列型多、線性型多，但批判性和思辯型少，而在功能性設計上，多為規範性強、堆疊式的課文采附加模式，上述為建基為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而有些教科書在介紹多元文化素養主題時，以一整課介紹原住民族/少數民族的部落，讓原住民族/少數民族文化被特別區隔出來，讓教科書可理解性（文本設計的可理解程度）無法真正融合到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中，因多元文 化教育強調融入式的課程設計模式，讓教科書學習者以不同身分的公民為核心思考，如何從不同文化觀點切入，運用科學化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重視以證據為中心和教科書課文內容的直接連結，在編選原則、文本修辭模式能以客觀化、數量化的描述和具科學思辯的討論過程，在功能性設計透過系統化、明確程式與可複製的步驟來強化多元文化素養觀，才能真正表現教科書學中的多元文化素養主題。
在多數教科書談在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上，課程內容談最多的是知識內容，多元文化素養相關的知識內容很多，這是建基於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但卻忽略在課程內容，現實不可能將所有的族群文化都納入教科書中，在科學化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為基礎下，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課程應為從概念本位的方式來設計教教科書學，從反思學習內容要傳遞什麼樣的核心概念來出發，例如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中的重要概念「文化的同質性」、「文化的異質性」.，透過兩個不同的族群文化，以證據為本位的視角，有程式性、有邏輯性的導引出文化的同質性與異質性。要強化的是多元文化主題的核心概念，然後圍繞核心概念做教科書學在課程知識的編排。
再來，多元文化觀點真正融入教科書學的課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上，很多有很多知識是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多元文化會形塑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全用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的視角，所呈現將會是單面向性強、單一描述性觀點多、少對話思辯的課程內容，以最常被討論的城市和鄉村的關係、城鄉差距、族群的融合和衝突等相關主題，以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所產生的課程內容，多從大城市的觀點去看待鄉村，但這種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單一內容，無法呈現真正多元文化素養的教育觀，也會帶來其他負向的連鎖效應，故在族群的融合和衝突的課程內容，在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上課程內容的決定，必須採取科學化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運用證據為本位的原則，在內容編選原則應多有具科學思辯的討論過程、在論證上能以客觀化、數量化、系統化的描述，而非全為政治正確、單一權威論點或規範性的描述，讓課程內容的功能性設計有明確程式，和具可複製性的清楚步驟，讓同樣的主題或議題呈現不同的觀點能同時表現，真正展現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課程多元性。
單以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為基礎的課程內容，常呈現所謂「單一政治正確」的語言風格，而這樣的規範性強，絕對二元對立式，單一論點的敘述缺少教育中最重要的對話思辨與主動探究的歷程，如同解數學題目時，沒有思考過程就直接給安全的、標準的答案，例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大家要互相尊重、欣賞與包容，但問到如果觀點和行為差異，遇到無法互相尊重、欣賞和包容時在真實生活中的現實議題，我們應該怎麼辦，此時又重複回到標準答案-大家要互相尊重、欣賞與包容，或避開爭議話題、顧左右而言他，或說推託衝突是媒體在炒作等，如此一來學生方面可能無法學習到真正的多元文化素養，在現實情境中無法解構各種衝突的族群文化議題，更遑論破除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見，在情意上也覺得無法觸發學生願意主動學習，因為認為上課時老師所說的課程內容，在現實生活都無法產生效用，這也是教科書學典範轉移到多元研究方法論的根本原因。
言而總之，筆者認為此次歷史教科書課綱的議題，並非「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二元對立之爭，故透過此文分享教科書學術新知給張文隆和社會大眾，因筆者認為社會大眾更需聚焦課綱問題的根本關鍵點，其根本關鍵點在教科書學典範已轉移，其目標非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而是讓學生的歷史觀擺脫為特定政治意識形態，走出單一國族觀念限制的多元國際化。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