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先生從清末民初的湖南教育立論，談即如徐特立、曹孟其幾位鄉前輩對湖南教育的影響，此影響表現在對社會改造要求的異常激烈最明顯，尤其湘省知識青年所受影響最巨，毛即為此一風氣中的一個產兒。先生說，湖南人本有股不服輸、蠻幹勁的精神，毛的老師徐特立即有此特徵，毛受此老影響最大，不懂得徐特立，便無法了解毛澤東，此話並不為過，毛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凡事胡幹蠻幹但又敢作敢為甚至胡作亂為，都可從老師徐特立身上看到影子。文中，先生特別提到其與毛在「少年中國學會」及後來的延安之行的交往晤談，為我們留下一段珍貴史實。另外，先生也告誡我們，莫誤會毛一無長處，畢竟毛有湖南人「不信邪」的精神，富有實踐性，有頗強的組織能力，因此，不能低估毛做壞事的本領。
〈毛澤東最後的苦杯〉寫於民國五十二年，文中先生首先細數中共早期的兩位領導人陳獨秀與李大釗，先生認為陳只不過是敢於武斷擅於煽動之新文人而已，而李大釗則更屬新政客類型人物，至於毛澤東在國民黨容共以前，僅係陳、李下面的三流腳色。先生說，以其所認識的共產黨人而論，能力比毛強而又受過高等教育者乃多到不可勝數。但看出中山先生將不久於人世，國民黨地位確可由中共取代者，要以毛最早。先生言之鑿鑿此事為真，因為是毛親口告訴鄧中夏與惲代英，鄧、惲二氏再轉告先生。其後，毛以兇狠手段逐一翦除黨內競爭者而定於一尊，但此中也有國際因素在內，先生分析的很精確，「始終對它扶助指導之者為蘇聯，給予機會者為日本，名為援助國民黨，實際為中共幫了大忙者則為美國。」當時，毛與俄共赫魯雪夫正鬧得不愉快，中共中央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來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表面上似乎「理直氣壯」，但先生認為一個依附蘇聯的中國共產黨，有何資格向別人要求「獨立」「平等」，所以在與蘇修和美帝鬧翻之後，毛的最後苦杯是自食惡果外，中共幾乎沒有幾條路可走。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寫的是毛掀起滔天巨浪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收拾問題，先生憑其直覺首先就說對了，「這次的亂子，醞釀的時期很長，牽涉的範圍很廣，一經發動，絕不是短時間所能結束得了。」其次，先生此文主要圍繞從中共高層彭德懷、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與毛的合縱連橫之權力鬥爭，來看「文革」運動的演變。其中，先生最關注周恩來，先生說：「以中共的上層分子來說，我不認毛劉是中心人物，周才是中共內部左右全局的一個腳色，中共這個政權勉強支持了一十八年，也以周的關係最為重要。」精彩之處是先生以其和周交手多次，對周的雙重個性知之甚詳，故能從周之所以支持毛而鬥劉少奇的權力角度切入，剖析的有理有節入木三分，尤其談到「文革」有收拾可能有賴周的力挽狂瀾，證之後來的發展確是如此，可見先生觀察時局之洞若觀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