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鬆管控前，許多國家會在正式開放前先提出一個路線圖，安排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要怎麼做。吳木鑾指出，政府會與民眾形成一個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但在中國完全沒有這個過程。
「大家都不喜歡疫情帶來的各種限制措施，許多政府就會說，你要我移除限制，那這個社會契約我們要重新做，基本做法就是打疫苗，從年紀比較大的人開始，然後慢慢放寬限制。」
吳木鑾以新加坡為例指，去年6月，新加坡聯合領導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的貿工部長顏金勇、財政部長黃循財和衛生部長王乙康在媒體聯名發文，提出關於疫苗接種、病毒檢測和治療的一系列計劃和方案，與民眾商榷，逐步邁向新常態。這是新加坡的「路線圖」。
與新加坡對比，吳木鑾指出，中國政府很多解釋工作沒有做好，也沒有做好準備，中國早就應該引進保護率更高的復必泰疫苗。
「2021年（中國）損失了很多機會。當時很多國家、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推行疫苗策略，多輪施打疫苗；特別是mRNA新冠疫苗起到很大作用。中國公司復興代理的『復必泰』疫苗就是此類疫苗，而中國浪費了這個機會，」吳木鑾說。
「很多國家在做新的社會契約的過程中，老百姓會更加信任政府。本來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是相對高的，但中國的裂痕反而加深了。」
信任缺失
上個月的大規模抗議行動折射出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目前的這種缺醫少藥的混亂狀況似乎還在加深這種不信任感。
中國國家衛健委近日報告每日新增感染僅3000餘宗，與社交媒體上報告的大批人感染的現狀完全不符。在死亡人數方面，國家衛健委在放開管控後僅報告寥寥數例死亡，均在北京。這些數字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另外一方面，網絡上許多聲音質疑中國對「新冠死亡」的定義較為狹窄。
周二（12月20日），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強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佈會上稱，國家衛健委最近明確對死亡病例進行相關判斷，由新冠病毒導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導致的死亡歸類為新冠病毒感染導致的死亡，而以其他疾病，基礎病，比如心腦血管疾病、心梗等疾病導致的死亡就不歸類為新冠導致的死亡。
他還稱，為了更好地規範新冠疫情導致死亡的統計，目前也在做一些培訓，要採取會診和死亡討論的方式，來最後判定這個病人到底是死於新冠還是死於其他的基礎病。
對於未來的措施，陳澄認為，如果政府要重新建立社會信心，一些補救措施刻不容緩。除了推廣第四針，調配抗原、藥品這些已經開始做的事情以外，政府在信息發佈上應該更加主動。
她指出，現在正處於中國政府換屆的「青黃不接」時期，不少問題在明年春季之前恐怕得不到解決。
「李強政府一上來，就要面對疫情和經濟的巨大挑戰。如果應對不當，不僅會令人質疑二十大的人事安排，更會進一步削弱社會對政府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