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成長繼續放緩，國債規模是經濟規模的兩倍多，青年失業率飆升，不斷反覆的新冠疫情封控衝擊了經濟的方方面面，外國資本在撤離，許多人眼裡前景黯淡。
不少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經濟能否脫困看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對迫在眉睫的巨額債務的處理。
國際機構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成長幅度將落後於部分亞洲國家，這將是自1990年代初以來第一次。
BBC國際部《調查》（Inquiry）節目請四名專家分享他們的看法——
- 于潔，英國查塔姆研究所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
- 王丹，中國恆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 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和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研究員，《紅旗，為什麼習近平的中國處於危險之中》一書作者。
- 莎拉・舒（Sarah Shue），美國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供應鏈管理系副教授。
中國經濟怎麼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從多年前，中國經濟開始崛起說起。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中國的崛起
半個世紀前，中國結束了十年「文革」浩劫。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踏上一條新的道路。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
改革開放推動了製造業、技術和企業家精神的爆炸式成長。中國很快成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
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于潔說：「文革結束無疑是一個轉折點。…… 鄧小平意識到，這個國家不能像十年前毛澤東統治下那樣繼續下去。所以從本質上講，他試圖做的實際上是釋放中國廣闊的市場和龐大的經濟的活力。」
許多國有企業改制或私有化，外國投資被允許流入，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向世界開放。
于潔說：「紡織品、玩具或白色家電，這些製造業實際上掌握在私營部門手中。而且，當時的每個省都能夠向這些私營企業提供某種有吸引力的貸款，讓它們得以重振商業。 」
高考恢復，人才培養受到重視，知識受到尊重，創新文化再現，培養出一代思想自由、真正擁抱市場經濟的人才。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開始逐漸獲得外國經驗。中國高級經濟決策者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這一代人。
于潔說：「我認為人們的思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只是關於意識形態，不再僅僅是對領導者的忠誠。我認為人們開始更多考慮自己的經濟福祉，是否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開始這樣做。你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大多數億萬富翁就屬於第一批進入私營部門或自己開私營公司的那一代人。」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了出口繁榮，驟增的物流需求推動了下一個階段的快速發展，核心是運輸網絡的建立。
于潔解釋：「他們意識到作為一個製造中心，必須有一個合理的基礎設施與之匹配，如良好的高速公路和足夠的機場等等。這就是驅動力，真正是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提供條件。所以，一切都始於2001年。」
她說：「在動蕩的股市和實實在在的房產之間，人們發現買房更可靠，回報有保障。由於中國當時私人養老金市場還在萌芽狀態，買房被認為是最可靠的保值和養老儲蓄方式。」
而且，房地產行業似乎最容易賺錢，因此可以保證投資回報。
1995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年首次私有化。僅僅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後，令人驚訝的是，70%的中國家庭財富與房地產有關。
回顧那段歷程，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了個趔趄 —— 房地產市場泡沫。
房地產泡沫
恆大銀行首席經濟師王丹談到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和緣由。
住房建設，包括住宅和商品房，是中國過去幾十年成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
王丹說：「過去30年裡，人們一直在投資房地產市場。如果他們在2000年 - 2010年間這樣做了，那麼當時投資的人實際上已經積累了足夠他們一生的財富，因為一般來說中國城市的房價在那段時間裡至少翻了一番。」
在改革開放中致富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大量人口向城市遷移。房地產開發商反應敏捷，掀起瘋狂的樓房建設狂潮。
「在中國，我們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系統。一個是大城市的住房市場，無論經濟成長或國際環境如何，它們通常都被認為是安全資產。他們的價格不斷上漲。即使是現在，像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仍然有一個非常健康的房地產市場。但是，當你離開那些大城市，進入較小的城市時，就會發現住房需求遠遠落後於住房建設。」
中國有幾十個城鎮出現了大規模的過度開發問題，可以看到空置的社區，甚至已經建成但從未有人居住的整個城市。那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的核心所在。
那要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危機應對措施，政府開始刺激經濟，指令地方政府花費大量資金建設道路和橋樑，無論是否需要，目的是創造就業機會。
地方政府必須為此籌集資金，做法就是出售或租賃政府手中可以動用的一項資產， 那就是土地。
地方政府希望出售更多土地，用以支付當地的基礎設施和其他社會項目開支。所以，它們盡力出售土地，而房地產開發商便爭先恐後地購買上市的地皮。
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許多中小城市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膨脹。
泡沫的背後
通常，開發商會賣樓花，然後開始建樓。買家很樂意這麼做。
王丹說：「人們更願意買樓花的原因有很多。一個明顯的動機是，這種方式通常較便宜。因此，成屋市場上買家通常必須支付更高的抵押貸款。而且他們將面臨更大的壓力，要求支付首付。預付款開發計劃在過去18年中一直運作得相對較好，因為它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了廉價建造房屋的必要資金。」
但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擴張，開發商需要尋找其他資金來源。他們開始廣泛而大規模地借款。 2020年，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房地產直接投資超過一萬億美元。
中國政府越來越擔心債務大山面臨崩塌的風險，決定進行干預。
她說：「中國當局試圖通過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放慢借貸速度來降低房價。為此，政府向銀行施壓，要求減少對開發商的借貸額。（干預）真正始於 2021 年初。」
「系統內的流動性很快枯竭。今年，我們可以看到該法規的結果。對債務水平的過度監管是我們現在陷入困境的關鍵，」 王丹說。
信貸收緊造成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該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 恆大是一個巨大的房地產帝國，在中國數百個城市擁有數百萬套公寓。它還有超過3000億美元的財政義務，數百座未完工的住宅樓和許多憤怒之下封鎖了建築工地的供應商。
王丹說：「我們看到，中國房地產開發商100強中大約60個已經違約。其餘40家公司即將面臨違約。因此，鑒於這種情況，所有的購房者都處於這種不安的狀態，許多人還在等待。已經支付了部分款項的許多人更希望確保自己的錢是安全的。」
對於中國的房地產投資者和潛在房主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非常令人擔憂的威脅。
她說：「對於中國消費者來說，這是全新的局面。人們總是認為經濟在上升，房地產市場永遠在上升。你什麼時候進去並不重要，房地產市場總是在上漲。但這一次，看起來最高領導層真的下了決心。我認為他們在說服人們房地產市場的最佳時期已經過去這一點上非常成功。」
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債務只是影響中國前景的若干因素之一。
金融危機及其他
世界銀行預測，中國經濟增幅將在30多年獨佔鰲頭之後首次落後於亞太地區其他國家。
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和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研究員認為，中國不但經濟面臨若干問題，同時在人權和外交政策上與西方日益疏遠。
他解釋說：「中國有一個相當典型的發展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永遠保持兩位數的成長。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經濟成長率每十年降低一半。」
他解釋道：「實際上，自2018年以來，顯然中國在貿易和制裁等方面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國家安全問題，對待新疆民眾的手段，對香港的打壓，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齟齬麻煩，南中國海、台灣和與鄰國的島嶼主權爭議， 例如，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其中許多事情正在對中國貿易和投資的外部環境的前景造成壓力。」
最近，美國出台了一系列制裁和法規，不僅針對個別中國公司，而且針對整個半導體行業。
他說：「因此，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對於一個通過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貿易和商業接觸實現經濟發展，或者說爆發，的國家，現在面臨著一個不僅自行脫鉤，同時也被美國和其他國家脫鉤的未來，而這將給中國的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帶來更大的問題。」
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看來並沒有在努力重修外交關係，而是在最近的黨代會上強調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的話似乎證實了早已注意到的國內局勢的轉變，即政治目標和對黨的承諾高於經濟的健康。
馬格努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我認為這更多的是一個對更多人、更多公司和企業家的強迫，更隱蔽地自覺遵循黨的指導方針，實際上就是投資於黨允許的東西，肯定不能是黨不允許的那些。所以，我認為這就是該黨正在採用的行事手段。這比抓捕敵人並將他們全部關進監獄要微妙一些，儘管那種事肯定也在發生。」
然後是新冠疫情控制。今年，政府已經封鎖了一百多個城市。在中共二十大期間，習近平再次強調了他對新冠病毒「清零」的承諾。
馬格努斯說：「這些 COVID 封鎖對經濟確實具有破壞性，但從外部看，它們本身似乎是一種控制手段。
「我還認為，中國很難放棄零Covid有兩個原因。一是公共衛生。所以，從各方面來看，他們要到2024年或2025年才能接種mRNA疫苗。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控制，政府要約束控制民眾，有那麼多監控設施，清零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控制人口、控制城市的機會。」
另一個令人對中國經濟治理產生疑慮的主題是共同富裕。這個概念2021年年中首次提出，旨在將更多的財富分配給窮人。
馬格努斯認為：「但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是否意味著富人將受到更多懲罰，或者，這是否意味著窮人和中等收入人群將獲得更多福利？我們真的不知道，我被告知，可以知道的是很難判斷共同繁榮是否真正能夠實現其目標。」
那麼，面對所有這些不確定性，可以採取哪些措施將經濟引上更穩固的軌道？
接下來怎麼辦？
美國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供應鏈管理系副教授莎拉・舒（Sarah Shue）說：「我認為經濟成長下滑的幽靈是中國經濟將必須以某種方式應對的挑戰。」
「整個系統都受債務困擾。你知道，這種情況很難持續，因為完全是債務推動。因此，存在很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她解釋說。
前進的第一個絆腳石是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借款，而這些借款現在看起來並不穩定。
其次，當房地產巨頭恆大宣佈無法履行其付款義務時，信心受到嚴重打擊。
莎拉・舒說：「房地產行業最近出現的一個債券違約令外國投資者驚訝；那似乎是一隻保證債卷。他們本來認為政府願意償還這筆債務，因為它是有保證的。然而，該公司仍然拖欠債券，投資者沒有得到賠償。所以我認為，外國投資者真的感到了灼痛，因此不太可能向中國地方政府或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貸款。」
她說：「因為人們覺得，他們的工作可能會因為經濟困難而不保，另外他們也真的很擔心房價下跌。中國大多數人的財富都在房地產上，因此，如果人們擔心他們的收入可能會受到侵蝕，或者他們的房地產財富也可能被侵蝕，就會增加儲蓄，而不是花那麼多錢。」
因此，借款和減少儲蓄來推動經濟運轉似乎是個遙不可及的選擇。
「青年失業率仍較高。人們感到了壓力，因為很多人無法去工作。即使是卡車司機和運輸工人，在大規模防疫封鎖時，他們也無法送貨。所以那成了一個大問題。很多人現在減少了消費或放慢了消費速度。 」
莎拉・舒說，「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我相信，有些人甚至說，有潛在的通貨緊縮。因此，這與西方所經歷的相去甚遠，特別是因為根本沒有真正的需求。」
那麼，怎麼辦？習近平的未來願景是什麼？因為似乎需要在政治控制和允許經濟繁榮之間找到平衡。有衝突嗎？
莎拉・舒認為這（找平衡）會很困難，因為」過去，由於經濟成長，人們相對滿意。而現在經濟中的亮點相對較少。
「我認為中國仍然會繼續成長，特別是在技術領域，因為中國確實支持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新技術的發展。所以我認為它仍然會成長，特別是在這些領域。」
更多的經濟自由化可以促進繁榮，但那將迫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放棄政治控制，而後者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假設的是，至少就目前而言，繁榮時期已經結束，一個新的、遠不那麼光彩奪目的時代已經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