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的美中經濟整合，曾是美國消費者極大的福音，也幫助數億中國人擺脫貧困。這不但抑制了通膨，也防止了大國戰爭。總的來說，我們會懷念那個逝去的時代，因為我們的世界將變得不那麼繁榮、不那麼一體化，地緣政治也沒有那麼穩定。
然而美好時光不再。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當2022年漸入尾聲，三度榮獲普立茲獎的佛里曼在他的《紐時》專欄問了一個問題：何者是2022年最重要的代表性事件？脫歐在今年引爆的英國經濟崩潰；習近平執政造成的全球供應鏈脫中；烏克蘭戰爭引發的俄羅斯與西方脫鉤；抑或是川普在2020年所謂「大選結果被偷走」的彌天大謊，在2022這一年已經完全感染了共和黨，讓美國失去了和平、合法轉移政權的能力？
佛里曼自己的答案是「Chexit」，也就是中國與西方經濟的穩定融合宣告終結，若用西方跨國企業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會把下一個工廠放在ABC——Anywhere But China（只要不是中國哪都行）。雖然他也肯定美中經濟融合過去40年對兩國都好，美國基本上有更多出口機會（但確實也有美國人因此失業），中國則是成功脫貧——而且這麼做也抑制了通膨與戰爭。但他也清楚，這樣的時光已經不會再回來。
佛里曼引用《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的報導數字：「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2012年有40%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如今此一比例卻超過了80%。」習近平對此可能不感可惜，但佛里曼認為「中國如果擁有一個民主政府，裡頭一定會有人會想知道『我們是怎麼丟掉美國的？』」他不否認在美中關係惡化的趨勢中，美國也有一定的責任—畢竟美國從來沒碰過從經濟到軍事都棋逢敵手的地緣政治競爭者，而且驅動這個國家的並非石油，而是儲蓄、打拼跟犧牲奉獻，並且重視教育與科學，就如同過去的美國一樣。
但反過來說，中國明明擁有整個華府最有勢力的遊說團體—代表美國跨國企業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中美總商會，這兩個單位總是為中國說好話，呼籲「與中國進行更多貿易、對中國進行更多投資」，中國自己卻還能把事情搞砸，這些最有力的說客如今也變得沉默。這是怎麼回事？佛里曼認為美中關係惡化至今，其實是下面四個趨勢加總的後果：中國與美國的不公平競爭、民族主義對於民主的壓制、激進的外交政策、自外於夥伴的合作與信任。
不公平競爭
佛里曼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鎔基又在2003年卸下國務院總理的職務後，朱曾經寄望的「中國公司必須在國內與最好的公司競爭，才能在全世界的範圍裡更有競爭力」理念也就無以為繼。
因為多由國企主導的內陸省份對此沒有興趣，更沒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樣參與全球競爭。加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免關稅或低關稅待遇進入西方市場時，北京一直沒有簽署不對外國廠商給予差別待遇的附屬協議，並且將巨大的國家購買力導向國企，中國企業就靠著竊取知識財產權、政府補貼、受保護的國內市場，進而在全球市場與外國企業競爭。
對於中國操縱市場，許多美國與歐洲的公司最初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他們正在那裡大賺其錢；後來又因為擔心報復，要求他們的本國政府不要對北京抱怨。不過佛里曼指出，今天這些西方廠商都忙著將供應鏈與中國脫鉤，就連蘋果公司也開始將生產線導向越南與印度。在中國生活了30年的商業顧問麥健陸（Jim McGregor）說：「雖然關係總是緊張，美國商界一直很喜歡中國，認為找到了機遇與夥伴。對中國來說，要讓這些人對中國反感可不容易—但中國做到了。」
在習近平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任期後，由於他不重視市場與實用主義，而是堅定高舉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型態，這讓中國歐盟商會主席約爾格·伍特克（Joerg Wuttke）判斷「中國經濟的開放將不會持續下去」，「我們不得不假設中國正在將自己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建立一個與西方的自由市場導向相對立的模式」。
民族主義對於民主的壓制
佛里曼將「不公平競爭」回溯到2003年朱鎔基下台，「民族主義壓制民主主義」則更可以回溯到1989年。沒錯，就是天安門事件。當時中國領導人鐵腕壓制了年輕人的民主想像，不過被百度百科以「當代民族主義代表人物」形容的學者王小東，最近接受《紐時》專訪時也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走得太遠了。」
王小東過去曾公開宣稱「中國前進的步伐不可阻擋」，但當年曾抱怨「中國的當權派太受制於西方思想和全球貿易，太滿足於讓中國融入由美國控制的世界秩序」的這位「中國民族主義旗手」，如今卻被於網民批評「過於溫和、過於親西方」、甚至直接對其冠上「叛徒」。王小東在北京的上海菜館裡說道：「他們都忘了，我曾被稱為民族主義的教父，我是他們的祖師爺，是我造就他們」、「但我真的從來沒有教過他們這個樣子 ，我從來沒有教過他們文革是好的，從來沒有告訴他們可以如此瘋狂」。
佛里曼說，他2018年跟中國的政商人士交談時，曾深切體會王小東所說的「中國民族主義」。佛里曼跟他們聊到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對方是這麼回嘴的：「你們美國人已經太遲了，你搞清楚了嗎？我們已經大到無法讓你們任意擺佈，你10年前就該搞清楚這一點。」佛里曼則說：「這種狂妄的態度會讓你們國家惹上麻煩的。」
戰狼外交與失去夥伴
佛里曼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導致了第三項趨勢：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更為侵略性的態度，試圖主導與掌控整個南海，震懾中國最重要的幾個鄰居：日本、南韓、越南、印度跟台灣。第四項趨勢在佛里曼看來則是最令人不快的一個：拒絕進口西方製造的新冠疫苗來控制疫情，而是仰賴「清零」政策來進行封城，並且利用所有監控國家的新工具：無人機、臉部識別、無所不在的監視鏡頭、手機追蹤—人們無論到哪裡都要出示二維碼，讓國家掌控你的行蹤。
佛里曼認為習近平透過這些手段，不僅僅是防止新冠疫情的爆發，其實也壓制了「自由的爆發」。中國看起來擁有許多控制疫情的先進科技，但佛里曼認為習近平卻無法掌控21世紀真正的尖端科技：半導體與mRNA疫苗。因為這些科技產品都需要大型全球供應鏈的複雜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打獨鬥、在每一個零件或環節上做到最好。這恰好也是中國最欠缺的東西：合作夥伴之間的大量合作和信任，因為習近平在過去十年執政已將其揮霍殆盡。
雖然中國的經濟、科技與國力都有長足進步，習近平也相信中國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做到最好，但佛里曼仍然不認為中國做得到——因為這就像「相信中國籃球隊能夠打贏全球明星隊」一樣。不過佛里曼也說，他對當前的局勢發展仍非常憂心。他說那不喜歡用「中國」這個詞，而更願意用「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那些說漢語的人」，因為這樣才能看到問題的實際規模。他願意看到中國人蓬勃發展，因為這對全世界有益，但中國如今卻走錯了路。
當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在這個彼此仍緊密相連的世界裡犯了錯——但中國也持有將近1兆美元的美國國債——每個人也都會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