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年十二月四日，鄂蘭溘逝，留下許多未完成的草稿。親友於是請託揚布魯爾替這一位充滿傳奇與爭議的老師立傳，並闡釋其思想發展軌跡。受託當時，她年僅二十九歲，且才剛進入鄂蘭本人兩度客座的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哲學系任教。七年後，一本厚重的《漢娜鄂蘭傳》（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問世。迄今，這不僅是鄂蘭的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文獻，也是傳記文學的一本經典之作，更替作者奠定了「傳記作家」的身分。
成為一位傳記作家或許是個歷史偶然，但是，揚布魯爾對傳記書寫的重要性之體會，卻早在研究雅斯培時就萌芽。正如她在《面對傳記的制約》（Subject to Biography, 1998）一書的說法，雅斯培比起任何二十世紀的哲學家都更意識到傳記做為一種文類，之於即將來臨的全球時代的關鍵角色。暫且不論其細節，對他而言，哲學首要是一種思考方式，一種具體生命脈絡中的對話，而非關於抽象真理的追求或教條的確立。再者，根據雅斯培的理解，如此進行過反思與對話的哲學家，其思想結晶乃關於人類生活的一種詮釋，且揭示著我們所能與不能企及的界限。換言之，哲人是人類面對集體處境的指路人。而唯有關於他們在具體生活脈絡當中之呈現，亦即傳記之書寫，人們才得以參與他們的思考，讓我們在找尋時代出路的時候，能有他們的陪伴。
研究雅斯培出身的揚布魯爾，在接獲為恩師立傳的請託時，肯定會想起上述關於（哲人）傳記的重要性。事實上，鄂蘭同樣也在意此一文類的書寫。她生平第一本著作就是關於范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一位猶太沙龍女主人的個人傳記。如果說，古希臘前城邦時期的政治，羅馬建城立基的經驗，以及耶穌所展現的寬恕，是鄂蘭從人類歷史灰燼當中取回的三顆珍珠，正如她在《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當中所論證的，那麼，出版於一九六八年的《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則意圖捕捉書中哲人身上與作品所映射出來的光芒；即使不能當我們腳下的明燈，也足以讓陪人沿著洞穴岩壁探尋出口。
是故，傳記書寫乃鄂蘭對雅斯培哲學思想的繼承與實踐。本書也必須理解為這想法的一脈相承。然而，揚布魯爾絕對是師生三代人當中對傳記做為一種文類反思最多的一位、甚至為此所苦的人。本傳記的成功讓她接獲了另一個同樣意外，但更為嚴峻的請託：替精神分析醫學之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女兒，也是同行的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 1895-1982）作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