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幾度放下，因為我需要喘息的空間。作者白曉紅以臥底採訪進入性產業，真實的描述許許多多家庭經濟供應者的女人，在結構之惡下，跨國移動、匱乏之下，「被迫」選擇了性行業。
她們被迫移動成為性工作者，絕大多數是從經濟弱勢的國家、底層弱勢婦女而來。她們因為經濟匱乏、機會匱乏，不得已「選擇」移動，甚而被推進這個行業，因而陷入更多的弱勢與被剝削。她們必須為最基本的生存而戰，這些女性的勇氣與處境讓你無法視而不見。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全球超過數千萬的婦女被迫移動成為性工作者，她們被以殘忍、欺騙的方法，或強迫貧窮，以跨國方式，將沒有抵禦能力的亞洲、拉丁美洲、東歐、俄羅斯——等地的婦女與女孩，送進陌生、隱密的主要城市，進行流動性的性交易，這樣的人口移動開啟了現代性奴役的大門。
書中拆穿了許多招募的技術，特別針對情感受傷或經濟弱勢的婦女，或以虛假的愛或友誼扶植信任與依賴，或者利用身體與性的虐待，留住她們在性交易的系統中。這些方法產生的結果是很複雜的，弔詭的是，所謂的控制者皮條客、管理者、業者可能還扮演賣性者主要社會網絡與安全系統中的的重要角色。
根據美國學者Donna M. Hughes的研究指出，約有四分之三的女人被招募或運輸進入娼寮館、酒店等工作，是在沒有認知狀況下被賣了。她們原本是為了逃離貧窮、暴力、機會匱乏，卻陷入老鴇、人口販子的控制，被調教、飽受身體與性暴力、經濟被控制的賣性者。
書中，你可看到賣性者在這個行業中，並未真正賺到錢，大多數的錢都進入人口販子、皮條客、業者的手中，層層剝削下來，已所剩無幾，又可能因為毒品、菸酒、性病毒之流通，生活型態日夜顛倒，導致她們付出極大的健康代價，並慢慢脫節於主流社會，形成更弱勢婦女。
這又印證了2003年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刊載的一篇研究，在美國，賣性者的死亡平均年齡是三十四歲，半數賣性者都有至少自殺一次的紀錄，十位賣性者中有九位極欲脫離性工作。也難怪歐盟的人口販運紀錄片<We are not for sale>指出，92%~95%的性產業工作者（女性）想逃脫或離開。
誠如勵馨曾作過的少女性交易訪問調查研究，大部分的她們說：「當時若有更好的機會與選擇，我不會選擇這個行業。」
這匱乏之下選擇的性交易行業，絕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更非一般勞動產業的交換關係，她們不只付出性，還付出無形的健康與人性尊嚴。包括生活在焦慮、恐懼中、被恐嚇、被控制、被搶劫、被殺等危機，這恐怕不亞於毒品之毒害。
如同Pateman的論述所言「當性成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時，身體及自我同時也被出賣」，「性交易的存在等於認可男性的性主導權及女性屈從的可售性」。更嚴重的問題是，進入色情行業之後的女性，難以逃脫社會結構中給予的社會污名。
在全球各地的人口販賣研討會中，一再指出：「販運婦女是對婦女施暴的表現」，「人口販運的本質是暴力，非自然勞動力」。賣淫、性觀光與人口販賣是在1980年代早期逐年增加。在1994年，人口販運防治組織就曾指出，泰國大約有八十萬名童妓，巴西有二十五萬名童妓，菲律賓有六萬名，印度估計有兩百三十萬名婦女，其中有四分之一未成年，許多是被父母賣掉，被假工作或假結婚欺騙，或者是綁架。
性產業或人口販運之所以產生，我認為，是結構之惡。性產業有著龐大的利益，這樣的利益結構之惡，不斷挑戰人性的脆弱，引發更多的人口販運、毒品及幫派暴力氾濫等問題，貧窮國家的弱勢的女性因而被壓迫與剝削。
除了利益結構之惡外，我認為，國家無法善待弱勢女性或移民女性，及社會縱容所謂的男性必要之惡，也是一個最主要的結構之惡。
其實，臺灣社會也充滿各種結構性邪惡，讓被壓迫的弱勢者階層更滑落，陷入難以翻身的無底洞。賣性者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們是結構性邪惡之下的犧牲者。
勵馨基金會累積二十三年關懷兒少性剝削被害者之服務經驗，進行少女進入色情行業生命歷程研究，發現性產業就是一種結構性邪惡。這些個案的生命歷程，充滿了坎坷，從小到大，不斷地歷經各種結構性的暴力與不公平。
她們可能歷經原生家庭的身心虐待、亂倫、貧窮，或複雜又矛盾的家人關係；歷經正規教育的排除困境，如中輟、不被學校歡迎、不良人際關係、學業缺乏興趣與成就感；歷經各種健康傷害與危機，如性病、非預期懷孕、吸毒、酗酒、自我否定及貶抑、自虐、自殺等；還有，在經濟上她們也歷經大困境與陷阱，如扛下貧困家庭之經濟壓力、離家獨立生活、陷入高利貸或財務危機等；至於情感、婚姻的渴望也是奢求的，她們因為性交易，商業化的親密夥伴關係難以進入婚姻、也常引發婚姻崩裂、陷入單親之困境。
最後呈現在在勞動市場上的面貌，她們並不會因為從事性交易的經驗而助於找工作，或賺更多的錢，而是慢慢與勞動市場脫節，也因低學歷、無技能、無條件、無自信，愈形困難進入勞動市場，甚至她的優勢條件只會隨著歲月流失，最後能做的，可能是當媽媽桑，繼續剝削別人。此種惡性循環，是誰的責任？
女人之所以成為賣性者，主要還是因為國家的各種體系失能，造成各種結構性邪惡。如社會福利體系、職業訓練就業輔導體系、教育體系的失能，交錯家庭支持系統的不健全，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橫行，也因性別弱勢，讓赤貧的她們不得不成為性產業的供應者、結構之惡的受害者。
賣性者淪入性產業也是暴力的社會結構壓迫，匱乏之下的選擇。我認為，要協助她們不是設置色情專區，也不是讓性工作合法化。任何國家或政府不解決結構性的暴力，反倒以合法化或色情專區來解決婦女困境，這就是無能，不要以為把性產業圈在一個圈圈，就能解決賣性者被剝削的問題，或達成性產業縮減的方向。
我很驚訝，「賣性的自由」、「買性的自由」與「性產業合法化」的主張逐漸被接納，許多人被誤導相信這是人性的必然之惡與世界潮流的趨勢，臺灣甚至在性權至上的口號下，認為：「嫖妓是男生的權利，沒有什麼不對」、「援交是一種正當的工作，是女性情慾自主的表現」。
事實上，性產業有極大因素是女人需要生存、男性因為慾望，而造就出來的行業，它存在著很大的性別宰制與性權力不平衡問題。又因其中龐大的利益而產生的剝削系統，女人又如何能因為性交易合法化或性交易除罪化就得自由？社會不應如此寬容男性，卻忽視女性在中間的困境。我反對這種沒有性別正義的政策。
縱容嫖客導致經濟弱勢的賣性者不得不向金錢屈服，將可貴的平等賤價出售，或更悲慘的，在書中你可發現不乏賣性者被利慾薰心的第三人操控，不但沒有決定的自由，連金錢都得不到，並隨時面臨暴力、毒癮、染病、觸法等身心威脅。
參考歐盟一些國家的做法，合法化是否讓賣姓者去汙名化？讓性產業化暗為明，或更有效管理相關犯罪問題？其實，英國、德國都是性產業合法化，卻無法達成有效管理或去污名的初衷。
書中許多東歐、亞洲的女性，到了英國從事性產業，她們卻不願意讓家人或周遭的人知道自己靠什麼賺錢，更不想為註冊登記而曝光。可見整體社會對待她們的態度與污名，並不是合法化就可以扭轉的，單憑一個法令並沒有辦法改變社會對性交易既存的污名。
1999年荷蘭性交易與娼館合法化之後，非法賣性者持續增加，所佔比例高達50%~80%之間，其中大部分為外籍，主要來自東歐國家。因此，鹿特丹市政府已決定取消性產業專區，阿姆斯特丹市議會也公布將於2012年啟動整頓市容十年計畫，欲縮減一半之紅燈區櫥窗。
德國也是實施性交易合法化的國家，德國人一向以守法聞名，對於合法性交易的規定鉅細靡遺，嚴格管制賣性者。然而合法化並沒有去污名賣性者，也無法遏止東歐賣性婦女湧入、少女從娼、人口販賣、毒品等問題，她們的處境更差。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基於性別平等的理念，在1999年國會初通過「罰嫖不罰娼」的法律，而此一政策讓賣性婦女數量從1999年的兩千五百名下降至五百至一千名（2003年）。由於瑞典的成效顯著，挪威政府亦在2009年一月讓「罰嫖不罰娼」新法正式上路。
除了藉「罰嫖不罰娼」縮減性產之外，我認為，國家政策、政府應根本面對結構性暴力，在各種不公平的的體系中，勇於財富重新分配，在教育、經濟、福利、就業等體系投入大量資源協助弱勢者，創造友善婦女的政策，給弱勢女性，尤其是移民的弱勢女性更多資源、更多就業機會、更多福利，讓面臨匱乏移動困境的女性有更多的選擇機會，這才是當務之急。
同時，社會也須重新檢視對男性的縱容，落實性教育、性別教育，才能有效縮減需求面。
＊作者為勵馨基金會執行長。本文為《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