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性是個好的起始點，因為通常是共通的興趣與感性，促使未來夥伴開始湊在一起。我觀察到三種結識模式：雙方共同認識的某人介紹他們認識；兩人在共通興趣的某個地點相遇；一個看似機緣的相遇，其實是由一個潛在的相似性促成的。
一九五七年，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Omaha）的一位二十七歲投資人，力邀其家族友人愛德溫及桃樂蒂•戴維斯（Edwin and Dorothy Davis）夫婦投資他所管理的一檔基金，戴維斯醫生似乎沒有認真在聽，不過，和太太商量之後，他們同意把十萬美元—幾乎是他們的所有積蓄，也是一筆龐大金額—交給這位投資人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使巴菲特當時管理的基金資產達到三十萬美元。
巴菲特問戴維斯醫生為何冒如此大的風險，戴維斯回答： 「因為你讓我想起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兩年後，三十五歲、在洛杉磯當律師的蒙格造訪家鄉奧瑪哈市，戴維斯醫生家安排他和巴菲特見面，於焉開啟堪稱資本主義史上最成功的投資操作夥伴關係。
物以類聚，志同道合者總是很自然地湊在一起，因為這滿足了人的基本需求。就像小孩玩的那些記憶力遊戲，你翻開一張西瓜牌，欲望就突然來了：尋求另一張西瓜牌的感覺，就如同呼吸般地自然且急迫。
同理，人們常撮合他們認為有共通點的朋友。一九七一年的某天，一位名叫比爾•費南德茲（Bill Fernandez）的青少年，把一位十六歲的高中生友人史蒂夫介紹給他的鄰居，另一位二十歲的大學生史蒂夫。費南德茲回憶： 「有一天，史蒂夫•賈伯斯騎腳踏車過來找我，在車庫裡做電子學計劃，史蒂夫•沃茲尼克在外頭洗他的車。我心想，這個史蒂夫是搞電子的，那個史蒂夫也是搞電子的，也許他們會想認識彼此。」
有時候，介紹認識是源於實際需要。喬賽夫•柯瓦斯基（Józef Kowalski）得知他的年輕波蘭籍友人、在巴黎讀物理的學生瑪麗•史柯洛多夫斯卡（Marie Skłodowska）需要一間實驗室，他心想，也許他認識的物理學家皮耶•居禮（Pierre Curie）能夠幫上忙。
在描述傑出夥伴的電影劇本中，像愛德溫•戴維斯、比爾•費南德茲或喬賽夫•柯瓦斯基這類中間介紹人將被刪除，因為我們鍾愛命中注定的浪漫。
但是，若有命運這回事的話，那也是透過人的媒介運作。在電影中，即將改變男主角人生的那個女孩，就那麼有機緣地在診所候診室和他相遇；但在真實生活裡，絕大多數的重要關係是透過其他關係牽線。社會學家鄧肯•華茲（Duncan J. Watts）和古奧吉•寇西內茲（Gueorgi Kossinets）研究大學校園內的友誼建立方式，大約四五％的新配對是透過彼此的朋友結識的，另有四一％的新配對是透過彼此的朋友和共同環境（例如上相同的課）結識的。新關係的建立因個人的網絡距離而異，相隔兩個中介的兩個人（亦即這兩人沒有共同朋友或沒有上相同的課）變成朋友的可能性，比只相隔一個中介的兩人（亦即這兩人有共同朋友或上相同的課）變成朋友的可能性低了三十倍。
改變人生的重要關係介紹，往往來自其他較普通的關係，這項事實對於嫻熟社交者而言或許不出奇，但對於那些關係網絡較薄弱而尋求建立人脈者而言，卻是一個重要啟示。
＊本文選自《2的力量─探索雙人搭檔的無限創造力》（大塊文化）。本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