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員是如何衡量核戰爭的可能性以及嚴重程度的？災難風險專家為你解釋。
上周某一天，我早上醒來，看到窗外陽光燦爛。我住的紐約街區平靜而正常。「很好，」我對自己說，「我們熬過了今晚，沒有發生核戰爭。」
我就職於總部在美國的智庫「全球災難風險研究所」(Global Catastrophic Risk Institute)，工作就是思考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嚴重威脅。不過，我很少在睡覺前擔心第二天是否出現核武器發射情況。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頭幾天，衝突迅速升級，甚至可能演變成一場核戰。我的國家美國支持烏克蘭，使其成為俄羅斯核攻擊的潛在目標。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
入侵烏克蘭或其他事件會不會導致核戰，這成了極其重要的問題。對個人來說：應該找個相對安全的地方避難嗎？對人類社會來說：全球糧食生產系統要為核冬天做好凖備嗎？
在最壞的情況下，一場核戰爭可能導致全球文明崩潰，可能對遙遠的未來也造成巨大破壞。但是，一個事件是否會導致核戰爭，其後果也是非常不確定的。
在評估核戰風險之重要性和評估難度之間調和緊張關係是我的研究焦點。那麼，如何處理這些不確定性，以及它能告訴我們怎樣解釋當前的事件呢？
風險通常被量化為某些不良事件發生的概率，乘以事件發生時的嚴重程度。可以用過去的事件數據來量化常見風險。例如，要量化一個人死於車禍的風險，可以使用過往車禍的大量數據，並根據不同標凖對其細分，比如這個人住在哪裏、年齡等。很多人死於車禍，這些數據有助於可靠的風險量化。如果沒有這些數據和類似的數據，保險業就無法開展業務。
一個人在核戰中死亡的風險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計算。此前只有一次核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個數據是不夠的。此外，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發生在77年前，當時的情況已經不再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核武器還沒有發明出來，當日本遭受轟炸時，美國是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過去沒有核威懾，沒有彼此毀滅的威脅。也沒有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沒有管理核武器使用的國際條約。
如果我們僅依靠二戰來評估核戰爭風險，那麼理解將非常有限。不過，雖然只有一個數據，但還有很多相關信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風險。
一個例子是在通往核戰之路上半途止步的事件，比如古巴導彈危機。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戰爭的持續可能成為另一個例子——除非它演變成一場真正的核戰爭。
我知道74個「半途而廢」的事件：59個是我的團隊在一項關於核戰可能性的研究中匯編的，另外15個事件是小行星撞擊產生的爆炸可能被誤認為是核攻擊。幾乎可以肯定，這樣的事件還有很多，包括一些沒有公開記錄的事件。
另一個重要信息來源是，核戰爭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景概念圖。一般來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故意製造的核戰爭，即一方決定先發制人進行核攻擊，如二戰。另一種是無意導致的核戰爭，一方錯誤地認為自己受到核攻擊，並發射核武器。包括1983年的「神射手」事件，蘇聯最初誤解了北約的軍事演習，以及1995年挪威火箭事件，一次科學發射被誤認為是一枚導彈。
最後，一些關於特定事件的信息可以提供指導。例如，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普京的精神狀態。如果他生氣、喜怒無常、受辱甚至自殺，就更有可能發生核戰爭。
其他因素包括烏克蘭是否成功擊退了俄羅斯軍隊，北約是否會更多參與直接軍事行動，以及是否出現重大誤報。這些細節對了解這一事件是否將導致核戰爭很有價值。
以上都是關於核戰爭的可能性。為了評估風險，我們還需要考慮嚴重程度。
這有兩部分。首先是戰爭本身的細節。有多少枚核武器被引爆？爆炸威力有多大？在哪些位置和高度引爆？戰爭期間還發生了哪些非核攻擊？這些細節決定了最初帶來的傷害。
第二部分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倖存者能夠維持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基本需求嗎？核冬天等次生影響有多嚴重？考慮到各種壓力因素，倖存者還能維持現代文明的表象嗎？還是說文明已經崩潰了？如果真的坍塌了，倖存者或他們的後代會重建文明嗎？這些因素決定了核戰爭造成怎樣的全面、長期傷害。
任何核戰爭，無論程度多麼「微小」，都將對受影響地區帶來災難。不過，讓核武器如此令人擔憂的原因並不是一次爆炸所能造成的破壞。這種破壞本身可能很大，但仍然可以與常規的非核爆炸所造成的破壞相提並論。二戰就是一個例證：這場衝突造成大約7500萬人死亡，其中只有約20萬人死於核武器。對柏林、漢堡和德累斯頓等城市的地毯式轟炸也造成了相當數量的破壞。
核武器是可怕的，但大量使用常規武器也是可怕的。
核武器之所以如此令人擔憂，是因為它們很容易造成大破壞。只需一個發射命令，一個國家就可能受到比整個二戰期間的傷害多很多倍的傷害，而且不需要向海外派遣士兵，而是用洲際彈道導彈運載核彈頭。長期以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直有可能被使用，但從來沒有這麼容易。
這就是禁止使用核武器為何重要的原因。這個禁忌是為了幫助這些國家抵制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誘惑。如果能使用一枚核武器，那麼也就會使用兩枚、三枚或四枚，以此類推，直到造成大規模全球破壞。
在風險方面，「小型」核戰和「大型」核戰之間的區別很重要。在一場使用了1000枚核武器的核戰中，任何一個人死亡的可能性要比只使用一枚核武器的核戰爭大得多。此外，作為人類整體，文明社會可以輕易使用一枚或少量核武器抵禦戰爭，就像二戰中那樣。如果有更大的數量的核武器，人類文明承受這種影響的能力將受到考驗。如果全球文明失敗了，那麼其影響將進入根本上更為嚴重的範疇，這種情況下，人類的長遠生存能力將受到威脅。一言以蔽之，將影響推入這一類別所需的核武器數量是另一個極不確定的問題。
基於這些不確定性來考慮風險分析的好處是公平的。在這種背景下，我的團隊關於核戰爭風險的研究受到了兩種常見批評。有人說它過於量化了。也有人說它不夠量化。認為「過於量化」的人說，核戰爭本身是一種無法量化的風險，或者至少無法以任何適當的嚴格程度進行量化，因此，連嘗試都不應該。認為「量化不夠」的人說，風險評估對於健全的決策至關重要，而且不管有多少缺陷和不確定性，有一些評估總比沒有好。
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可取之處，對我的核戰爭風險分析方法都有所啟發。一些重要決定取決於核戰爭的風險，比如有核國家應該如何管理武器和裁軍。這給了我們充分理由去量化風險。不過，在嘗試過程中，重要的是要謙虛，不要聲稱比我們實際情況了解更多。對風險的虛假量化會導致自身風險，即糟糕的決策。考慮到風險格外高，我們必須做好這件事。
那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現狀又如何呢？導致核戰爭的風險是什麼？我無法給你凖確數字，因為有無數不確定性，以及迅速變化的事態。
我能說的是，這種情況必須極其認真地對待。
賽斯·鮑姆(Seth Baum)是全球災難性風險研究所(Global Catastrophic Risk Institute)的執行董事，這是一家專注評估人類生存風險的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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