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五十歲的作家駱以軍，生於台北市，祖籍安徽無為，北藝大戲劇學研究所碩士。他是台灣少數專職寫作維生的純文學作家，作品包括小說、詩、散文及文學評論等。
駱以軍曾獲多項重要華文文學獎，二○○七年也曾參與愛荷華寫作計畫。一○年，他以長篇小說《西夏旅館》獲得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人長篇小說獎」，這是華文文學最高獎金的獎項。
透過時間差去延緩毀滅的降臨
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曾譽：「駱以軍是最近台灣十多年來最了不起、最有創造力的一位作家，而且甚至是整個華文世界裡面最有重量的作家之一。」
駱以軍的最新長篇小說《匡超人》甫由麥田出版。十年內，他交出三部長篇小說《西夏旅館》、《女兒》、《匡超人》。駱以軍的作品，總是能反映個人生命的情愫，以及台灣當代社會時事的意義。最新的這本《匡超人》又將為台灣讀者帶來什麼啟示呢？
駱以軍從一直相信小說是「永動」的。原本三十多歲寫《遣悲懷》時，申請台北文學年金計畫，原名是「五個真實時差有關的故事」，主角是剛自殺過世的小說家朋友邱妙津。這只是其中一個故事，寫到後來，他的目的是要去跟邱妙津辯論「我相信小說這件事」。
駱以軍說：「但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是一種封印，她把所有活著的時間封印在一個愛的純粹意念裡面，而形成了她的死。我寫《遣悲懷》就是在發動一個永動，像一千零一夜裡面的胖皇后，不斷透過說故事來延緩王國毀滅的到來。」
駱以軍在本書的書寫方式，就像是在邱妙津把水果刀刺入心臟之前，他坐在她的面前，透過不斷的喇賽，跟一個又一個故事，去延緩她的死亡：「你去看《遣悲懷》，它的設定就是裡面每一個故事都在講時間差，透過時間差去延緩一種毀滅的降臨。」
為戴立忍寫的三十萬字聲明
一四年的《女兒》，一個垂垂老已的作家，製造了一個人工智慧的女兒機器人。作家要賦予ＡＩ程式內部文明的灌入，使其成為一種永動狀態。他想透過書寫這件事，去延緩一種在當下時空中的演化流變，所有有形無形的事物都不斷地毀滅再生。
駱以軍說：「和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一樣，這個文明要毀滅的，漂流到外太空的ＡＩ裡，我要在這個檔案放入個人理解的世界記憶，在分頁檔案裡。」
而到了新書《匡超人》，寫作設定是以索爾．貝婁（Saul Bellow）《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為概念。書中呈現美國一九三○年代暴富的文人或知識分子的時代景象。其中不管是憤怒、瘋狂或是狂歡、冒險的氣氛，在當代的台灣不復可見。
書中透過人物呈現一層一層的心靈巖頁，也是一種尋找修復社會中各種層層傷害的權力交涉方式。駱以軍想把他眼中在酒館、文青咖啡館相遇的各種才人或人渣，以《儒林外史》的筆法寫一個世代景象。書中不斷反覆延遞的情節想像，正是把台灣現實的種種荒謬形成一種永動姿態。
駱以軍開玩笑般地說：「你可以把《匡超人》這三十萬字，當成我為戴立忍寫的三千字聲明。」
一六年，中國導演趙薇執導《沒有別的愛》，片中飾演男主角的台灣演員戴立忍，被中國媒體及網民質疑為台獨分子。七月六日，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也質疑戴立忍立場。十五日，《沒有別的愛》劇組宣布撤換戴立忍。隔天，戴立忍發布聲明表示自己不是台獨分子，從小就被教導當個正正當當的中國人。而此聲明隨即遭到台灣網民炮轟。
一個聲明，兩面不討好。這也呈現了一個外省第二代在中台之間認同與生存的窘境。跟戴立忍稱兄道弟的駱以軍曾跟戴立忍說：「你不該寫那三千字的聲明被罵，該叫我用小說幫你寫三十萬字的聲明。」因此有了《匡超人》這本書。
被壓五百年的孫悟空，就像是台灣
駱以軍說：「寫《匡超人》的時候，是在《女兒》之後比較疲累的狀況。我在寫這本書時，參考的是《西遊記》，同時也對之前太陽花事件造成的狀況很焦慮。《西遊記》裡面的西，跟《西夏旅館》裡面的西一樣，有一種歧異性。」
「被壓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的孫悟空，就像是台灣。台灣也像我書中破雞雞超人破掉的陰囊中掉下來的睪丸。五百年中的孫悟空，不斷地在等，但他一邊等，也一邊在思考，為什麼我被壓在這裡？我是誰？」
對身為外省第二代，駱以軍必須不斷地去思索他父親不會思索的事，就是「我為什麼在這裡」。孫悟空一如台灣的處境，五百年內，他永遠也不確定自己會否被象徵著美國或世界局勢的如來佛殺掉，或成為一個被馴化的孫行者，從一個大鬧天宮，無拘無束的、自然化生的異種，成為被擺布的棋子。
駱以軍表示，戴立忍因為這個事件爆瘦十幾公斤，甚至有尋短念頭。他的生活原本不涉於國家認同，卻夾在中國與台灣的國族議題下，成為受害者。
戴立忍先前住處堆滿了歷年來參與反大埔拆遷、反核、反美麗灣的商品，幕前幕後，默默為台灣土地做了很多事，卻遭遇非自身惹來的橫禍。
說我很愛捧人，但我沒想當爛好人
這也讓平常也不涉及政治的駱以軍，透過《匡超人》不斷思考台灣這塊土地，在歷史情境中的任人擺布。在書中游走於台灣城市幻境中，無法逃脫的孫悟空，正是每個台灣人的翻版。
回過頭來，駱以軍自己的處境又是如何？
他靠才華博得文學地位，但也人紅是非多。
駱以軍感嘆說：「我尊敬的黃錦樹戲稱我為『抬轎王』。有人說我很愛捧人，但我沒有想當爛好人，純粹是我進入文壇以來，從來沒好過。如果不是曾幸運被長輩拉過一把，我才能從溺死呼了一口氣。」
最近因為心肌梗塞發作，身體狀況欠佳，駱以軍一面調養身體，一面又得為三餐奔波，湊集微薄的稿費跟演講費，努力養家，婉拒不少幫人寫推薦的案子。但其中也發生了一件令他遺憾的事。
有位中國北京的年輕作家胡遷，才氣縱橫、孤傲不羈。他把新書的小說電子檔寄給駱以軍，希望他能寫序。還附帶說如果覺得爛，就不用理他。駱以軍不是不想幫忙，只因人在病發初期，無力寫文，只能推辭。結果去年十月，胡遷就因為懷才不遇、被環境壓迫，上吊身亡。這讓駱以軍滿懷愧疚與感嘆：「他懷才不遇，活在暗黑的世界裡，但也才二十九歲。」
駱以軍本來就幾乎不拒絕寫推薦的邀請，他說他曾受香港前輩黃燦然啟發，對方跟他說：「文學的傳遞，本身就是一種理想，重點不是你自己的名聲如何，而是如何給大眾帶來文學的啟發。」
「五十年後如果這一切都滅掉了，或文字沒有人再提，這些藏書家收集的沒有市場價值的紙片，可以開一個奇怪的博物館。」駱以軍開玩笑地說。
駱以軍很喜歡一部美國電視科幻情景喜劇動畫《瑞克與莫蒂》（Rick and Morty）。駱以軍認為年輕世代就很像莫蒂，所以會特別貼近一種更當下的時事，並起身抗爭。
到巔峰後，只是慢慢把垃圾帶下來
駱以軍認為自己兼有瑞克跟莫蒂的處境，但認為寫作不是反抗：「寫作的過程中，你是被推擠到邊緣的。我這一輩二十多歲時，活在強大的一九九○年代，以為台北是全世界的中心。我們談著西方文學經典，想像自己學會所有攀登喜瑪拉雅山的動作。爬到巔峰的時候，發現上面堆著非常多的垃圾。等到四十五歲之後，我發現我跟同輩的人要做的，只是慢慢地把那些垃圾帶下來。」
文學的巔峰是垃圾嗎？駱以軍說：「你自己慢慢去想。」他補充：「二十年前以為文學是一個市場，現在……」他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完，隨即又講了另一個故事。這是否是靠著說故事，來讓現實繼續的「永動」，讓現實停在文學的美好光輝年代？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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