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裡反覆強調，推動實踐理性的是自由，這自由來自於內在關於「對」的感知所產生的倫理準則。這感知無關現實計算、無關可行與否、也無關個人／他人喜好。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人在對與錯的慚愧裡獲得自由。
為什麼疫苗國際主義可能，且應該？
《衛報》這篇文章並非一般評論，而是一篇政治宣言。三位作者皆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前）政府官員，肯亞 Kisumu 州的州長 Anyang’ Nyong’o、玻利維亞的外交部長 Rogelio Mayta，印度帶領南印喀拉拉邦抗疫的前喀拉拉邦衛生大臣K K. Shailaja。
文章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有能力終結這場疫情，我們擁有在今年之內為全人類接種疫苗的技術、原料與生產量能。我們可以拯救上百萬的生命，保護數十億人的生計，並回收上千億的經濟損失。然而，我們國家的疫情至今卻依然步入最糟糕的階段。變種病毒向那些不只疫苗不足而是幾乎沒有的地區散播而去。以目前接種的速度，病毒將繼續肆虐直至2024。
這樣的發展不是偶然。世界貿易組織（WTO）藥物專利系統的設計，使財團利益優先於人類性命。即使是在如此致命的災難裡，大藥廠與北方國家的政府依然拒絕重新檢討優先順序：他們持續杯葛藥廠專利棄權、拒絕疫苗技術共享，不願對多國協助措施提供充足的資金。
因此，來自世界各地的部會首長與官員將要召開疫苗國際主義世界高峰會。這個由『進步國際』所舉辦的高峰會，目的很簡明：透過各國具體承諾，達成技術共享、專利豁免與快速生產，建造足以提供所有人疫苗的生產與分配計劃。」
事實上，印度與南非政府已於2020年10月向 WTO 之智慧財產權理事會（TRIPS Council）提出兩年的暫棄專利、強制授權藥品及疫苗的建議方案，獲得一百多個會員國支持，拜登雖於今年五月表達支持，這項提議至今卻仍因為先進國家、大藥廠與比爾蓋茲夫婦的反對依然未通過。常見的反對論點包括：專利保障創新與研發、目前的措施已足以保障貧窮國家、以及，貧窮國家沒有能力進行高科技的生產。這些不符合歷史經驗與現實的「迷思」，「無國界醫師組織」早已一一提出反駁。
我在反駁文中，尤其注意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學習與創新能力，文中寫道：「當多數國家在1980年代無力將B型肝炎疫苗納入他們的疫苗計畫時，印度的先夏生技（Shantha Biotechnics）尋求技術轉移來加速開發過程而被拒絕。它獨立開發了基因重組B型肝炎疫苗、以每劑低於一美元的價格供應疫苗、並供給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國家的疫苗計畫。」這讓我憶起台灣對抗B型肝炎的「肝炎聖戰」，陳培哲與剛過世的陳定信院士都是促成技術轉移與在地生產疫苗的重要推手，這是一段國家、產業、專家與國際藥廠利益政治交織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