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曉玲觀點：是誰造成臺灣防疫困境？

臺灣從五月中本土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無能、擅斷與私心的表現，引發眾多民怨。在長達將近一年半的疫情警戒期間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挾防疫之名，指揮全國上下日常運作，民眾委屈「順時中」工作生活，只盼疫情能早日解封。

然而，權力使人腐化，位高權重的疫情指揮官愈來愈聽不得他人建言、不把人權法治看在眼裡，傲慢跋扈的行徑，讓人反感。奇怪的是，明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不過是一個非常設性、任務型的臨時組織，為何指揮官能有如此龐大的權力，頤指氣使，為所欲為？是誰給他此權力？又是誰放任他成為巨獸哥吉拉（Godzilla）？我們政府體制出了什麼問題？現在該是追究檢討的時刻了。

有別於歐美日等國家發佈緊急狀態，因應嚴峻的新冠疫情，臺灣雖未發佈「緊急命令」，但是實施「疫情警戒」，兩者名稱雖有不同，但實質內容大同小異；主要差異在於一個是憲法層次的緊急法制，另一個則是法律層次的緊急法制。民進黨政府，向來奸巧，以制訂特別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特別條例）來取代憲法上的「緊急命令」制度，巧妙的規避了緊急命令的「短期限時性」、「高度國會控制」和「嚴格的法治主義」之要求。政府不強調疫情狀態的「緊急急迫性」，反倒是透過前述「新冠肺炎特別條例」實施長達一年半的疫情警戒期間，似有意將緊急狀態常態化，讓人民逐漸習慣於此種自由權利處處受限的疫情生活。久而久之，民眾漸漸淡忘被限制壓抑的抱怨憤怒，反倒是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情結，擁護一個正在壓迫我們的政府。

新冠疫情起起伏伏，民眾生活其實無須一直處於高壓警戒的氛圍之中。疫情緊急狀態拉長，不僅常規法制無法回到正常運作狀況，恐讓人民自由權利受到過度限制侵害，也可能讓政府有機會濫用人民對危機的恐慌來清算政治對手。此外長時間的緊急狀態，立法權和司法權難以適時介入進行監督，恐讓執行機關有恃無恐，毫不在意所採取的高強度干預性措施，可能會於緊急狀態不久結束後受到檢討與制裁，從而更加小心謹慎地處理相關事宜。

由此可知，立法院不僅一開始不應同意具「限時法」性質的「新冠肺炎特別條例」長達一年半的施行效期，更不該再次同意此條例又延長一年；同時也不該同意紓困特別預算從600億、陸續三次追加到現在8400億元的規模，反而應呼籲總統，在遇到疫情真正緊張危急時刻時，發佈緊急命令，採取更為嚴謹慎重的方式來處理疫情問題。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無法理解的事─原來政府可以如此邪惡 ｜ 更多文章 ）

回顧前述「新冠肺炎特別條例」制訂之初，從行政院提送草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短短六天即完成所有立法程序，立法院審議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飛速立法的情形下，不知立法委員諸公們是否曾好好細讀此項條例，明白此條例性質係屬特別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通過後將排除現行傳染病防治法、刑法…等常規法律之適用？有無發現該條例第7條暗藏玄機，賦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這莫大的權力，亦即無條件的授權指揮官去解釋什麼是「為控制疫情所需」，並由他去決定什麼是該採取的「必要處置和措施」。

此特別條例通過後，即有法界人士提出警告，第7條規定空白授權，恐讓指揮官享有極大的權力，為所欲為，無所顧忌；在全面架空法律保留的情況下，難保威權復辟不會重現，讓人不禁聯想到昔日威權時代警備總部的情景。

這些擔憂，果不其然，在指揮官握有大權後被一一驗證。無論是實施邊境管制、口罩配給、限制陸籍人士（學生、配偶、子女）入臺、手機疫調、檢疫隔離、經費補助…等事項，到近來眾所關注的醫療資源和疫苗採購、分配、接種順序之政策措施，全由指揮官陳時中一人拍板定案，根本無視於廣大民意和地方訴求，更別說其中有些防疫舉措夾雜著政治算計與族群仇恨，製造更多侵害人權問題與社會對立。

大概也只有臺灣，會容許一個臨時編制的行政官員─「疫情指揮官」握有全民的生死與自由控制大權，架空立法院和其他部會機關了，這在法治健全的國家，殊難想像。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為防範行政權力濫用，會運用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透過行政權以外的其他重要國家權力，如立法權和司法權（我國採五權分立制，另加上考試權和監察權），來節制行政部門擴權和濫權。

以德國為例，因應這次新冠疫情，德國聯邦政府除了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等數項法律外，另新增訂數十項法規命令，幾乎每一項影響人民自由和權利的防疫措施，均有清楚的法源依據，明訂於法律或授權法規之中。像是臺灣疫苗接種排序和施打等亂象，在德國不會出現，因為此已清楚明訂於「新冠疫苗接種辦法」（Coronavirus-Impfverordnung）中了，絕不是由德國健康部部長自己說的算。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乃是憲政民主國家的根基，無論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均應謹守各自職權分際，不得僭越其他權力機關之重要本質性權力。是以，立法機關受選民託付，其天職乃是維護人民權利、監督行政部門和制衡行政權；而行政部門則須依法行政，遵守法律保留原則，不能擅自或擴權採取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利之措施。只有立法機關才可以決定是否有設限之必要和該如何設限，行政機關應只扮演執行法令的角色。

反觀當前臺灣政府運作，是行政權獨大、立法權唱和，其他司法、監察和考試等三權，不過只是無關緊要的道具，根本發揮不了制衡作用。尤其當前立法院執政黨立委席次佔多數，在執政黨立委優勢主導之下，立法院儼然成了行政院立法局，既制訂不了優質法律，也監督不了無法無天的疫情指揮官，成為唯命是從、貫徹行政權意志的執行者。縱有少數幾位在野黨立委看不下去、氣得跺腳，但形勢比人強，又沒有反制戰術，只能被牽著鼻子走。此外還有搞不清楚自己身份職權，彎腰恭迎疫情指揮官的立委哈巴狗，腦袋裡毫無民主法治的基本素養，丟盡民意代表的臉。

行筆至此，回到前文，是誰放任疫情指揮官無法無天，造成現在臺灣防疫困境？答案不攻自破，最該檢討的就是立法院。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無法理解的事─原來政府可以如此邪惡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