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教育中，長久以來一直有歷史課。學習歷史的目的，主要是學習如何回顧及反思，以史為鑑，讓我們在當下能夠做出比較妥善的判斷與決定，並有足夠寬廣的視野，可以鑑往知來。
晚近十年，台灣越來越重視國際教育，從中央到地方，紛紛發布白皮書，也投入不少資源，目的是希望培養學生的國際觀，發展國際責任感及國際移動力，可以深入參與全球化的機遇，有所創造與貢獻。
我們透過學校教育，希望厚植中小學生的歷史意識及國際觀。但在過去將近兩年處理COVID-19疫情的歷程中，廟堂之上「大人」們的表現似乎沒能產生「以身作則」的示範，防疫的諸多問題，早已引發社會各界的批判，但追根究柢的癥結，其實在於「大人」們欠缺歷史意識及國際觀所致。
在COVID-19疫情的議題中，最直接的殷鑑是2003年SARS疫情。根據當時擔任總指揮的李明亮所歸納，政府必須優先重視公共衛生體系，這比臨床醫療更為重要，公衛應是防疫的第一線，而臨床治療只是下游的一環；在具體策略上，必須落實「三I政策」——information（提供正確訊息給民眾）、identification（專科醫師的疾病診斷）、isolation（隔離確診者）。只要三I做得好，防疫就沒問題。
其次，根據當時擔任衛生署長的陳建仁所回顧，對抗SARS的經驗，使得台灣重新修訂《傳染病防治法》，建立更加穩固的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並制定醫院標準操作程序，以因應高度傳染性疾病。此次防治COVID-19，擔任指揮中心專家小組召集人的張上淳即表示，自從SARS後，醫院的感染管控，都是每年的評鑑重點。
換言之，當年「抗煞」的教訓與經驗，正是成就台灣堅實防疫體系的基礎。可惜的是，此次防疫過程中，初期的重頭戲之一卻是批判當年諸多決策，尤其是和平醫院「封院」的錯誤，忽略18年來防疫體系的改善是與時俱進的，沒有人是先知。再者，當年SARS從發現到確定是何種病源感染，整整花費將近5個月，在未釐清病源下，公衛及醫護像是蒙著眼睛在打仗。
這些年來，由於基因定序mNGS技術不斷突破，2019年12月發生於中國武漢地區的不明肺炎，在2021年1月初已能確認病毒的全基因序列，這不僅讓人類知道敵人是誰，更讓相關研究馬上展開。隨後，「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月11日宣布，將已在中國和世界多地造成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正名為「COVID-19」，避免對特定群體或區域、國家的污名化。
2020年，台灣讓人津津樂道的防疫重點是組織口罩國家隊，並且捐贈給許多短缺的國家，贏得美譽。值得注意的是，呼籲民眾要戴口罩、勤洗手，這也是從防治SARS所得來的法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然而，除了口罩之外，整個防疫的部署，依照過去防治SARS、MERS的應變經驗，至少還需要持續的邊境防堵，及落實三I政策，同時也要積極準備篩檢試劑、防護裝備、呼吸器，以及疫苗等物資。政府放聲宣導已經做了「超前部署」，結果防疫破口卻極可能肇因於指揮中心輕易放寬邊境防堵的作為。台灣COVID-19疫情在今年5月中旬急轉直下後，公衛破口導致雙北重災區醫護體系一度危急，幾個月來各地死亡個案攀升，民眾打不到疫苗，坐困愁城，日常作息與生計境況慘不忍睹。政府所謂「超前部署」之說，不攻自破。
台灣疫情爆發，進入三級警戒，其實比諸多國家晚了一年，即使我們沒有從「遙遠」的歷史中記取經驗，至少也該從「迫近」的國際情勢中學習教訓。但政府光是放棄「武漢肺炎」之說，直到終於願意依循國際規則，改稱「COVID-19」，也耗費足足一年光陰。表面上看，不過就是命名而已，有那麼嚴重嗎？實際上，命名所反映的是意圖，甚至呈現出命名者不言而喻的「世界觀」，顯然在那個「世界」裡，執政權謀及政治攻防，才是核心。台灣雖然向外捐贈了大量口罩，但對於國際社會在公衛及醫護專業中已做對什麼、做錯什麼，似乎沒能成為做好「超前部署」的借鑑。簡言之，無論歷史意識或國際觀，都有殘缺、偏差之虞！
廿一世紀人與人、國與國互動更加綿密，在疫情的映照中，以「同舟一命」形容人類處境，極為貼切。而面對快速變化的未來，已很難做出全知全能的預測。因此，培養歷史意識與國際觀，從歷史省思、國際參照中磨練洞燭機先、慎謀能斷、互助分享、協商共識的視野和能力，成為更為必要的學習重點。我們在學校，教導學生了解歷史、探索國際，用意就在此。
坐擁權力的「大人」們是否願意坦承這次防疫破口的種種失誤，記取歷史教訓與國際經驗，提供正確、充分的訊息給民眾，並傳承給後人呢？若能如此作為，「大人」們還來得及給莘莘學子樹立一個典範。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