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佛教爭奪戰》搶進東亞、東南亞文化圈 印度積極發展「佛教外交」

中印軍隊在洞朗地區對峙了70多天後，終於結束了這場危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事件不會對中印關係起到任何促進作用。相反，它或許標誌著，印度將其與中國在經濟、外交、地緣政治領域的競爭關係，拓展到了直接的軍事對抗關係。長期以來，中國並沒有將印度視作競爭對手，但印度卻一直視中國為其強國路上的最大障礙。尤其是以莫迪為首的「印度人民黨」上台之後，印度開啟了一波從各個方面學習中國、遏制中國、超越中國的針對性行動。從尼泊爾、不丹這樣的喜馬拉雅山緩衝地帶，到斯里蘭卡、孟加拉這樣的南亞後院；從緬甸、越南等東南亞鄰居，到西亞、非洲等擁有大量印度移民和勞工的地區；莫迪上任後頻繁出訪所留下的足跡，無一不彰顯出其明確的針對性。在從硬實力上趕超中國的同時，印度也希望在軟實力的較量中勝出。「佛教外交」（Buddhist Diplomacy）便是莫迪政府力圖增強印度軟實力的一項舉措。

印度的佛教外交

2015年9月，印度總理莫迪參加了一場印度教與佛教的對話會議。會議分別在新德里和佛教聖城菩提迦耶（Bodh Gaya）設立了兩個會場，其主題是「化解宗教衝突和增強環境意識」。作為會議的首席嘉賓，莫迪在發言中宣佈：印度將「領導全亞洲，推廣佛教文化遺產。」

正如他所倡導的「國際瑜伽日」或「印度製造」等國家戰略一樣，莫迪對自己宣佈的每一項倡議都會做到身體力行，並擔當首席代言人。那次大會的最後一天，莫迪帶領一眾參會的代表們，前往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訶菩提佛寺（Mahabodhi Temple），坐在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當年悟道的菩提樹下，打坐冥想了20分鐘。印度力圖將自己打造成「佛教世界的領袖」，是從更早前就已開始的。2010年，印度國會批准在玄奘曾經求法的那爛陀（Nalanda）佛學院遺址上，重建那爛陀大學，教師和學生都可以來自印度以外的國家。2012年，印度贊助了在緬甸仰光舉辦的佛教學者會議，當時的印度外長親自出席，他還參加了仰光一座佛像的開光揭碑儀式，該佛像是早前印度總理訪緬時捐贈的。莫迪上任之後，印度的「佛教外交」更是正式升級為一項國家外交策略。2015年5月，莫迪宣佈將釋迦牟尼的生日定為印度的全國性假日。隨後，他在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參觀了西安的大雁塔，並特意前往密宗祖庭大興善寺，在供奉「開元三大士」（創立中國佛教密宗的三位印度僧人）的殿中觀禮。同年8月，印度政府的文化委員會宣佈了一系列推廣佛教的會議、講學等活動，包括前面提到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對話會議。印度媒體立刻捕捉到了政府致力於「佛教外交」的新動向，《印度電訊報》（The Telegraph of India）驚呼：「印度有了一個新的文化大使！他就是佛祖。」  （相關報導： 中印對峙落幕》僵持逾60天事件簿一覽 ｜ 更多文章 ）

印度國內佛教影響力有限

佛教聖城菩提迦耶位於比哈爾邦——印度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這裡，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兩類人，一類是來自世界各地、穿著不同顏色袈裟的佛教僧侶，另一類是成群結隊的印度乞丐。乞丐們知道誰是最慷慨的施主，他們聚集在各大寺廟門口，等待著剛剛朝拜完佛祖的僧人和香客。摩訶菩提佛寺於2002年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為菩提迦耶招徠了越來越多的遊客和朝拜者。寺廟院子裡枝繁葉茂的菩提樹仍然與佛祖悟道的傳奇聯繫在一起，來自中國的遊客仍津津樂道於玄奘在書中對它的描述。但是，無論是印度人的記載，還是英國人的考證，現在的這棵樹都與2500年前的那棵樹沒有多大關係。根據英國考古學家康寧漢姆（Alexander Cunningham）的記錄，現存的那棵樹是1881年他親手種植的。

但這絲毫不影響四面八方的佛教弟子前來朝拜，不影響人們在樹下打坐、冥想、誦經。院子裡也不乏遊手好閒的印度人，他們肯定不是佛教徒，但他們知道每一位佛教徒的心思。當你在光潔的大理石地面上低頭尋覓的時候，他們會不失時機地湊上來，從口袋裡掏出一片菩提樹葉，同時指指頭頂上的大樹。當你驚喜萬分地向他道謝時，他會不慌不忙地伸手向你要錢。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以為印度是一個佛教國家，或者佛教在印度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印度的佛教信眾只佔總人口的0.7%，排在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錫克教之後。而且，佛教信眾數量是印度各宗教人口當中下降最快的一個群體。佛教作為一個自成體系的宗教，在印度並不受重視。儘管在其教義中，崇尚眾生平等、反對祭祀至上的佛教與堅持種姓制度的印度教有著根本的區別，但許多印度人還是相信，佛教不過是印度教的一個分支，而釋迦牟尼不過是印度教大神毘濕奴（Vishnu）的一個變體（毘濕奴有無數個變體，釋迦牟尼是10個主要變體中的第9個）。 （相關報導： 中印對峙落幕》僵持逾60天事件簿一覽 ｜ 更多文章 ）

印度開啟佛教外交的原因

對於印度大張旗鼓地推廣「佛教外交」的原因，中印學者和觀察家們給出了不同的解讀。印度媒體《石英網》（Quartz）認為，莫迪上任後推出的「東進行動」（Act East）戰略，與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關係。「東進行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與東亞、東南亞地區國家的經貿、文化聯繫，而這些國家正是屬於「佛教文化圈」的國家，所以，佛教外交成為印度重新平衡其與東南亞和東亞鄰國關係的重要補充。中國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畢研韜曾撰文指出：印度政府認為，中國試圖把印度刻畫成東南亞的「局外人」，於是，印度決定啟用古老的佛教資源進行反擊，以此提示東南亞國家，印度絕非本地區的不速之客，而是與亞洲國家共享著數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該被拒於地區安排之外。印度「中國分析與戰略中心」主任拉那德（Jayadeva Ranade）則認為，印度開展佛教外交除了要與亞洲「佛教圈」國家拉近關係、掌握「佛教話語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依靠達賴喇嘛以及客居印度的藏傳佛教勢力，在喜馬拉雅山緩衝地區，阻止中國勢力通過佛教向周邊國家滲透。今年3月，拉那德在智庫組織《卡內基印度》（Carnegie India）的網站上撰文指出：「達賴喇嘛的年齡增長，使得誰將確定他的轉世問題變得日益重要。中共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最終解決達賴喇嘛對北京來說的不可靠性，從而加強對西藏的政治控制。」而達賴喇嘛對於印度的周邊外交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莫迪和達賴喇嘛一前一後訪問蒙古，莫迪在烏蘭巴托的記者招待會上，多次強調印度與蒙古的「佛教紐帶」（實際上是西藏與蒙古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