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這樣？他認為是過去30多年，外界通常是透過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來瞭解中國，這是因為鄧小平30 多年前開始推動的政策，人們都開始習慣這件事，已經習慣於用對鄧的觀察分析來分析中國發生的事情。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這種觀察是有效的。因為從廣義上說，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可以歸入到鄧小平時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都是對鄧小平理論適應與後來事實變化的調整或補充，也就是說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以及中共理論體系的主體構成，在江、胡執政時期，都是鄧小平路線的延續，所以在當時，用對鄧的觀察分析來研判，基本上就算不是太準，也不會犯太大的錯誤。
但在近幾年，習近平建構起相當不同的結構，中國如何演進的軌跡在發生改變，中國已經進入了習近平時代，但是人們還沒有習慣，還沒有看到這種時代變化已內在成為本質，依舊用鄧時代的方法論測量中國。在美國智庫及學界，依舊有不少人用「鄧時代」或「後鄧時代」來研判，這就必然會判斷錯誤，甚至陷入迷茫。
再進一步說，這種變化不僅發生在中國國內，還發生在國際社會，整個國際社會都在因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而發生改變，而習近平正是這場範式轉移的領導者與推動者，所以對於中國相關的國際問題的觀察，也不能忽視了這個因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人因為身處在這個時代，「身在此山中」的視野限制，或是一些意識形態因素，讓他們無法感知變化發生，或是已經感知了也不願承認。所以，如果說觀察今天的中國需要有一個方法論，那麼這個方法論，就必須要以一個正確的認識論為前提。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2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