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眾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案的「反送中」示威即將屆滿一年，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新聞自由評分再創新低，受訪公眾與新聞從業員均認為前線記者遭遇暴力襲擊問題嚴重。
香港記者協會「2019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顯示，香港民眾與從業記者的評分進一步下跌，續創調查自2013年首發以來低位。更多受訪群眾在評分時把記者所遭遇的個人安全問題作為首要考慮因素。
報告公布前一晚，香港數處地點再次出現民眾聚集抗議，警方以違反針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限聚令」防疫緊急法令為由採取驅散行動。據工會反映，有多名記者遭受工會所稱的「行刑式施襲、侮辱式對待」，也有未成年的學生記者被警員帶走，事後警方警告日後可能起訴其父母「疏忽照顧兒童」罪。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對BBC中文記者表示，他認同警方執行防疫法令有可能對記者構成進一步打壓。警方稱將尋求與新聞業界組織溝通。
記協調查結果怎麼說？
作為親民主派記者工會的香港記者協會自2013年起，委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新聞自由指數調查。港大民研於2019年夏天從港大獨立，成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一（5月11日）發佈的是首次以香港民研名義完成的記協新聞自由指數調查。
以100分為滿分，調查結果得出公眾人士對2019年香港新聞自由評分為41.9，延續了自2016年稍有回升後的跌勢；新聞工作者評分為36.2，比2018年指數顯著下滑，打破了自2015年起的升勢。
民意調查團隊在2020年1月9日至15日間，隨機撥打香港境內固網座機與手機，成功進行1022次電話問卷調查，對象為18歲或以上能講粵語的香港居民，取得公眾部分數據。同年1月17日至3月27日間，記協向香港媒體機構發放自填問卷，並收回327份有效問卷，取得新聞從業員部分數據。
香港民研社會研究服務總監彭嘉麗表示，在調查中的公眾人士部分，「記者採訪時的人身安全」作為評分考慮因素的權重，從2018年排名第三，躍升至2019年第一位，「公眾人士的看法改變了」。
其它供受訪者選擇的因素還有：自我審查、來自北京中央政府的影響、來自特區政府的影響、媒體監察功能、法律保障、獲取信息的容易程度、媒體東主、媒體業結構和香港大財團的影響。
在新聞從業員部分，93%受訪編採人員認為「執法人員以暴力故意阻撓採訪」情況普遍。
兩組問卷均要求受訪者指出過去一年有哪些事件對香港新聞自由構成損害。調查結果顯示，78%公眾受訪者認為發生於2019年8月31日的港鐵太子站衝突中，警員趕走所有記者，對香港新聞自由構成損害；新聞從業員認為多起事件對新聞自由構成損害，其中包括8·31太子站事件、印尼女記者被警員槍傷致右眼失明、多名記者於採訪期間被捕、高等法院10月底頒令禁止披露警員個人資料與個別立法會議員倡議設立政府簽發記者准照制度。
記協今年同時加開一組「新聞工作者在採訪社會實踐時遭暴力對待的問卷調查」，222名受訪記者中，65%表示曾在採訪過程中遭警方、不同立場人士，或同時遭受兩者之暴力對待。記者所稱來自警方的暴力行為有強光照射、搶奪攝影器材和近距離噴射胡椒噴劑等；「不同立場人士」主要為親政府、親警隊群眾，但也有「反送中」示威者，行為包括推搡、刻意阻擋攝影鏡頭、拳打腳踢，甚至潑灑腐蝕液體襲擊。
楊健興對調查結果不感到奇怪：「我相信過去幾十年都沒曾見過這種記者到現場去，能感受到人身安全有威脅的情況，更諷刺的是主要的安全威脅來自警方。」
記協自「反送中」示威爆發以來，已多次與特區政府和警隊，就防暴警員與前線記者的摩擦交涉。楊健興對BBC中文記者說，雖然警方未至於把記者定性為犯罪分子，」但他們對記者普遍的有仇視、猜疑，並非個別問題。他們會公開說『黑記』、『黑媒』，起碼是一種敵視」。
「他們（警察）會覺得傳媒報導不公平、對他們不利，所以他們索性阻止你去拍攝、採訪。這其實更會造成反效果。當公眾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些情況連記者都拍攝不到，只會造成更多謠言、揣測。」
對於一名正網絡直播警民衝突現場記者被警員攔查時，遭警員朝著其直播鏡頭展示其身份證的事件，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3月底接受一家電視台專訪時稱「有同事工作時過於投入」。楊健興認為這類說法，以至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要求新聞記者更諒解、包容執法人員，是在轉移視線。要是特區政府與警隊不願採取行動，糾正警員態度，讓警員認為羞辱記者無須負責，局面不會有改善。
記協雖然多次透過發表聲明、組織遊行等方法表達對港府打壓新聞自由的不滿，但無論是新聞界內還是支持民主派的網絡輿論都認為記協力度不足。作為主席，楊健興也意識到這些批評，但似乎也有不少無奈。
楊健興對BBC中文記者說：「我們當然希望——也不斷在做的——向政府高層反映我們的一些看法。他們不願意跟我們見面也好，我們還是不斷地要求跟他們去談。」
「香港始終是法治社會，制度有問題，我們只能要求改良制度。」
香港特區政府與建制派對民調結果有何評論？
一名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以書面答覆BBC中文記者查詢稱：「政府一直堅決維護並尊重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傳媒在香港自由地報導新聞，並積極擔當監察公共事務的角色。」
「警方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的權利，亦明白記者需要現場進行採訪及攝影，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派出警察傳媒聯絡隊人員提供協助，在不阻礙警方執法的情況下，盡力便利傳媒工作。惟警方必需呼籲記者進行採訪期間應留意及聽從警務人員的指示，保持適當距離，既可避免阻礙警方的執法行動，亦顧及自身安全，以免受到傷害。」
「警方完全明白配合傳媒採訪工作及與傳媒保持有效溝通的重要，並會繼續在互相尊重和體諒的基礎上與傳媒保持良好關係，提供所需協助，加強彼此合作。任何人士如認為於警方處理任何事件時受到不合理對待，可向投訴警察課作出投訴，投訴警察課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處理。」
記協在新聞發佈會上提及其往屆新聞自由指數調查數據剛被新一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採用到通識教育科考卷中，當時，隸屬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香港中聯辦）系統的《大公報》就曾指控記協新聞自由指數「抹黑香港新聞自由」，更在社評中稱記協「臭名昭著」，調查內容「有明顯的政治企圖」。
到星期二（5月12日），香港警務處證實以處長名義，向記協、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和親北京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新聞聯）三個工會，以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發函，稱警方「期望與新聞界加強溝通，進一步探討問題，研究有建設性的方案」。
鄧炳強星期二在民主派議員的吼罵聲中出席新界元朗區議會會議，會後回答記者提問時稱，警隊任何問題都是他的個人問題，他將一力承擔。他同時宣佈成立專組處理警員誠信問題。
但鄧炳強在會上對區議員說，在衝突現場，有人在電台、電視、社交媒體直播期間說粗言穢語、對女警作出性騷擾、出言侮辱，質疑「部分」身穿黃色反光衣的人是否記者。在發予四大新聞從業員組織的信函中，他也提出過去在示威現場搜獲假記者證，有穿上反光衣的記者作出阻撓警方拘捕行動等不符記者工作的行為。
香港新聞自由還面對哪些問題？
香港記協這份年度民調發表前，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剛在4月21日發表《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新聞自由度排名下跌7名至第80位。無國界記者認為，香港記者在「反送中」示威所遭受的暴力案件，主要是它所稱的「警察與親北京犯罪團伙」所為。
3月初，美國自由之家組織（Freedom House）發表《2020世界自由調查報告》，香港評分也下跌4分至55分， 被列為「部分自由」地區。組織稱「部分原因是警察和政府對暴徒的鎮壓行動」。約兩周後，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2020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25年來首次從榜單首位跌至第二位。
自「反送中」示威爆發以來，親北京網絡媒體常見以「黃媒不會告訴你的真相」為標題，傳播指控媒體記者「包庇」暴力行為之內容；新聞聯批評示威者衝擊新華社駐港分社等中共官方媒體是對國家機關的「嚴重挑釁」和對新聞自由的「肆意踐踏」，又指控香港記者「圍堵欺凌」大陸記者。
此外，中國官媒與香港親北京媒體也持續指控香港記協濫發記者證，掩護「假記者」。記協近日曾發表聲明，警告一名親北京香港網紅之同類言論為謠言，要求其停止散播。但就在兩名年幼記者被警察帶走後，隸屬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系統的香港中通社指稱申領記協記者證「門檻低」，《大公報》再次批評記協「為虎作倀」。
記協調查中提到，新聞從業員認為個別立法會議員倡議設立政府簽發記者凖照制度損害新聞自由。曾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學運期間任職英文《虎報》記者，現職香港立法會直選議員的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中國法律專家梁美芬博士針對年幼學生記者事件，再次提出應當訂立「記者發牌」（記者許可證）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與新聞自由面臨的威脅
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在發表其《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時曾說：「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新冠病毒疫情）讓獨裁政權有機會實行臭名昭著的『休克主義』——乘政治停擺、公眾驚呆、示威免問之機，實施平常無法實施之措施。」
「2030年，信息自由、多元主義與可靠性會長什麼樣子？答案將由今天來決定。」
楊健興向BBC中文記者指出，「限聚令」下記者採訪理應符合禁令中的「執行工作」定義，享有豁免，不應被驅散或逮捕，但疫情至今歷次小規模「反送中」衝突中，確有記者被無理截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對記協要求澄清的信函未作回應，而據他所知，已有至少兩家網絡媒體記者遭防暴警察引用「限聚令」開出罰單，因此他確實擔心這些防疫措施會成為警察打壓媒體採訪的新手段。
就在記協發表其民調結果之際，香港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政府直轄的香港電台（RTHK）多項被政府和建制派批判的事情，其中包括3月底香港電台電視部英語時事節目《脈搏》（The Pulse）連線專訪世界衛生組織（WHO）助理總幹事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討論新冠病毒疫情與台灣防疫表現一事。
當時記者問世衛是否重新考慮接納台灣，艾爾沃德迴避問題。港府事後明確指控該節目「違反『一國兩制』原則」，港台首長——特區政府廣播處長——身為港台總編輯，理應負責。楊健興認為這是2017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發表「三條紅線」論後，又一自我審查事例。
在星期一的會議上，香港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質疑有關記者是「故意」還是「無知」，要求香港電台主管向記者解釋「一個中國」原則；民建聯議員黃定光追問該節目與另一被指控有「仇警」成分節目的製作人會否被處分；主管香港電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重申其認為該節目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判斷，稱局方有責任要求香港電台「恪守重要憲制原則」。
香港廣播處長梁家榮稱，作為媒體從業員，有時候「想也想不到」會有人以某些角度來解讀節目內容，但港台已對此作出「深刻檢討」。「作為處長，我誠心向覺得受冒犯的人致歉。」
在稍早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香港建制派激進人物何君堯提出，應把香港電台的10億港元（1.29億美元；9.16億元人民幣）政府財政撥款清零，將其與政府新聞處合併，並完全變成「官腔電台」，為執政者服務。這引來民主派議員強烈批評。
3月中旬，中國外交部宣佈驅逐《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駐華記者。這三份美國大報被北京指控在疫情問題上發表「辱華」言論，外交部聲明表明有關記者今後不得在包括香港、澳門特區在內的中國領土從事記者工作，引起混亂和爭議。
北京並未公開指令港府驅逐有關媒體的駐港記者，香港入境處只稱將因應香港移民入境法規，「因應個案」作出審批，但這含糊不清的局面引起了政界與新聞界對「一國兩制」仍否實施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