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構成了對『歷史的終結』這個觀念最重要的挑戰。如果中國成功化解了各種壓力，並且在下一階段繼續保持強大和穩定的狀態，那麼我會認為中國確實成為自由民主制以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性選擇。」二○一四年我採訪史丹佛大學高級研究員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時，他這樣對我說。
威權或民主政體都需「強大政府」
武漢肺炎（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的情勢下，最近福山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主張：「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不應簡單將威權政體置於一邊，而將民主政體置於另一邊。重要的不是政體類型，而是公民是否信任他們的領導人，以及這些領導人是否領導著一個稱職而有效的國家。」
時隔五年，福山的觀點沒有變化，沒有盲目否認習近平政權下的威權體制，反而對川普（Donald Trump）政權下的美國持有批判性態度。在他看來，強大的政府（a strong state）是現代政治體制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之一（其他兩個要素是責任政府和法治），不管是威權還是民主。而武漢肺炎正在考驗包括美中的各國政府是否有強大的政府分配資源、化解危機。
如今武漢已解除封城。中國政府已經轉向嚴防境外輸入和重啟經濟發展，除了北京嚴管人員流動外，其他城市正從抗疫轉向復工。據我觀察，當前中國從官員到百姓，對於美國有著共同認識和立場：美國國內的抗疫很糟糕、川普執行不力，而川普政權不斷批評中國在抗疫初期的政策，就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並贏得連任。
圍繞福山的政治理論和最近強調的「強大政府」，美中兩國究竟誰表現優秀，現在下結論還言之過早。但可確定的是，不管是威權政府還是民主政府，「強大政府」必不可少，尤其在武漢肺炎這一具有跨世紀意義的危機面前更是如此。這場危機也正考驗美中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生命力。
中共箝制言論造就全球疫情蔓延
假如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尤其民主國家較為普遍地認為中國在疫情方面的表現「有問題」，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沒有任期限制、權力集中、不容許反對聲音。比如，武漢去年十二月出現「類SARS病毒」感染者，不僅在醫學圈流傳消息，還傳到地方、中央的決策人士，卻未能透過公開信息、媒體報導、公民監督等途徑在陽光下討論和處理。
但平心而論，做為外國人，我們基本沒有能力，也不具備條件改變它或敦促中共改進它。中國做為主權國家選擇自己的體制和道路，外界不應該指責它採用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黨與人民的關係等均屬於內政問題。
當下的中國並沒有鎖國，而是高舉改革開放、主張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都會影響在那裡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也會影響到國際社會，所以外界不但需要關注它，若有必要也需要監督和制衡。如同最近與我交流的日本年輕外交官說：「中共對言論的箝制造成了全球疫情的蔓延，我們就沒有理由不批評它，因為要保護自己。」
當然，從近年中國政黨和輿論對美中關係、香港形勢等反應和對策不難看出，外部壓力對中國民主化進程不僅起不了作用，反而產生強烈的反彈；外壓使得中共更加對外強硬、對內壓制，使得人民更加對外憤怒、對內自信。因此，如何認識和應用壓力對所有關心中國政治的人來說，變成一個嶄新的課題。
近期國際社會質疑中國疫情主要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掩蓋資訊，透明度低；二是利用疫情提高國際影響力，當做地緣政治的武器。對此，中國外交部辯解說：「始終做到公開、透明、負責任」，「做為一個負責任大國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依我看，中外之間在這方面的鴻溝太深，尤其在歐美等國疫情惡化的情況下，中國向他們伸出援手展開「口罩外交」，這些本身無可厚非。
應避免自居「救世主」角色
外界該追究的是中國政府的對外姿態。儘管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說「病毒來源不一定在中國」，但武漢肺炎首先爆發於中國，源自中國的可能性比其他國家更高，這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因此，中國展開口罩外交時應該謙虛和低調一些，盡量避免高喊「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政治口號，也避免對外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設想一下，在一所學校裡，一個很有名、高個子的男同學帶著罕見的病毒上學一段時間，結果許多師生受感染。隨後學校開展抗疫活動，假如這位男同學高調、自信地走到前頭，高舉橫幅，吶喊口號，試圖扮演救世主，師生們會接受他嗎？即使當初存在認識不足，也沒有惡意，但他客觀上是最先得病，並傳染很多人的啊！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