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在地方層次交流既深且廣，從都市到一些台灣民眾沒聽過的日本鄉村都與中國地方政府有交流。這個網絡成為口罩外交的最佳利器。但即使如此，民眾對中國負面觀感卻飆高，尤其在演員志村健因武漢肺炎過世後，網友對中國批評更加激烈。
「青山一道，同擔風雨」、「一衣帶水，守望相助」一箱一箱中國跨海來的醫療物資，貼著典雅漢文詩詞、附上顯眼的五星紅旗與日之丸旗，準備派送到日本各地。日本地方官員與當地中國華僑、外館人員握手道謝，或引用古詩詞增添雅趣、或引述贈受雙方的地理歷史淵源。媒體閃光燈連拍，彷彿把雙方歷史仇恨拋一邊，要攜手共抗新世紀病毒。
面對全球疫情，中國頻頻對外發動「大外宣」媒體攻勢，試圖挽回國內疫情爆發的失態；甚至在宣稱疫情「趨緩」之後擔起「大國的責任」，向世界各國捐贈物資、派遣專家團隊。
厭惡中國的比率高達六成
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北海道因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發表「緊急事態宣言」，中國駐日大使館隔日便迅速發布了「中國政府向日本捐助醫療物資」公告，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首先於三月三日宣示捐贈口罩一百萬枚給日本；而後各地方政府、各企業財團如OPPO、華為等都投入捐贈物資的行列。
中國的大外宣打得火熱，日本人到底怎麼看待
中國在疫情中的表現？日本時事通訊社每個月進行「國別好感度調查」，資料顯示「討厭中國」的日本民眾逐漸增加，在武漢肺炎確診案例急速上升的二月，厭惡中國的比率已達到六○％，是半年來的高峰。二月到三月雖些微下降三個百分點，但下降幅度不明顯，甚至有可能只是統計誤差顯然。「口罩外交」成效有限。
早在日本本土疫情爆發之前，各地已先於一、二月捐贈予中國許多物資。例如與武漢是姐妹城市的九州大分縣大分市就在一月二十七日率先拿出自身的醫療庫存口罩三萬枚捐贈武漢。
而舉辦「中文檢定考試」的日本青少年育成協會捐贈了兩萬枚口罩，並首先在捐贈物資上寫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詩句，還曾讓中國網民大讚「日本人國學造詣真好」！
中國一個月回贈四百萬口罩給日本
短短一個月後，日本疫情從鑽石公主號事件急轉直下，全國各地迅速淪陷。此時中國則宣稱疫情已獲得控制，開始對日本「加倍奉還」地「報恩」。總計至三月底，日本捐贈了約四十四萬個口罩給中國，而中國在一個月內就送出約四百萬個口罩到日本，中國對日捐贈口罩的總數量已達到對方贈送的九倍。
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副教授徐行認為，中國各地的口罩物資捐贈當然有報恩的成分，特別是企業、個人的捐贈。他舉例，馬雲曾受惠於東京奧運行銷上的協助，他的捐助應該相對單純，「但是大連市捐贈北九州市二十萬枚口罩，說這是一個月前二六○枚口罩的回禮，這麼大的數目很顯然不會是一個地方政府可以這麼快調動的，可以推論這是有配合上級『大外宣」的指示。」
細看中國各地方政府捐贈日本各地的物資清單，可以發現中日兩國在地方層次的交流既深且廣，網絡從都市到鄉村，遍布日本列島。一些台灣民眾沒聽過的日本鄉村都與中國地方政府有交流，這個網絡成為口罩外交深入基層的最佳利器。
中日官方互動熱絡，日本民眾卻不埋單，出現「官方熱民間冷」的狀態。究其原因，由於口罩會優先分配到醫療院所，民眾不會直接受惠；東京街頭的藥妝店仍然四處找不到口罩；而日本網路平台５ｃｈ（類似台灣ＰＴＴ）上網友對中國的批評言論，在演員志村健因武漢肺炎過世後更加激烈嚴厲。
安倍要的經濟紅利可能因疫情遲到
徐行認為：「日本人長期對中國沒有好感，並沒有因為大外宣而好轉。這次疫情就像你到人家家裡放火，再幫他滅火，然後邀功滅火的功勞，人家不會真心感謝你。」
有趣的是，上述時事通訊社調查中也顯示，認為「中國是重要國家」的日本人在疫情蔓延後增加了八個百分點。中日貿易依存度深，中國許多上游工廠由於疫情加上春節而停工，深深影響日本製造業，而大幅依賴中國觀光客的日本觀光業也受疫情衝擊，日本人雖然討厭中國，但又認為中國越來越重要。
長遠來看，近期的「口罩外交」對日本民間並無立即的實質影響，日中關係的關鍵依然在於長期的經貿往來。原訂四月習近平訪日，談判桌上有可能擺著安倍內閣想要的經濟紅利；如今因疫情而推遲，這才是安倍政權所擔心的。
至於民眾對中國的觀感，也許在更實質的經貿往來下，例如解決核食出口問題，才可能漸漸改變。
大外宣目標族群是「自己人」？
「疫情之下，祖國時刻牽掛著海外遊子的健康安危，使館也時刻惦念著大家。……上海海外聯誼會中日分會捐贈3萬只口罩，並由春秋航空公司以最快速度運抵東京。使館將組織學友會盡快將該批口罩發放到有需要的留學生手中。」中國駐日使館網站上溫情的喊話，加上實際的物資幫助，意外讓中國留學生群體成為受「大外宣」影響最深的群體。
北海道大學中國留學生許賢（化名）觀察：「很多同學是『越出國，越愛國』，他們打從心裡相信祖國在這次疫情做得比日本好；甚至有人日本的學位還沒拿到就先回國『避難』去了。」而日本已於4月1日起封鎖國境，回國的留學生即使擁有留學簽證也暫時無法入境。
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副教授徐行也認為：「與其說大外宣是對『外國人』宣傳，不如說是對『海外華人』比較有效。它主要的功能在於穩定內部情勢，實際上用英文或日文直接對外國人的外宣成效非常有限，但是它卻激發海外中國人的團結與向心力；甚至很多人會認為這次疫情是重要的歷史轉捩點，顯示了『中國模式』的成功。」（施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