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際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出“How Civic Technology Can Help Stop a Pandemic”一文，並舉台灣的例子來佐證，但這類型的政策在歐美國家往往窒礙難行，畢竟過多的政府干預，其實就是一種限縮人民自由的概念。
最後，讓歐美國家慢半拍的最主要問題是，亞洲文化跟歐美文化在看待公益與私益上的差異。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台灣人普遍認為公益大於私益，大家必須團結一致，遵守政府的行政措施，戴上口罩、減少外出，藉以來防堵病毒。最近一位去歐洲出遊的里長也正因為這種集體防疫的概念，而被民眾罵成臭頭。
在歐美，雖然在政府的宣導之下，出門人數大幅度減少，但日前新聞也報導，因為三月中剛好是美國的春假，許多年輕人趁這個機會跑到佛羅里達的海灘享受陽光。這種私益大於公益的觀點，絕對不是少數，戴口罩上街的民眾也屈指可數。
上述這三個條件加速了歐美國家病毒傳遞的速度，而政府只能在觀察到病毒肆虐的威力之後，才使出殺手鐧封城處理。
台灣經驗西方國家難複製
武漢肺炎在全球肆虐，對股市、匯市等經濟活動影響巨大。雖然多數人都認為，疫情之所以會造成如此廣泛的負面效應，除了中國當初隱匿疫情之外，也跟歐美國家在防範疫情的心態與準備不足有很大的關係。
但如果仔細觀察像台灣這些成功防疫的國家，與歐美國家的制度、人民觀念的差異，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國家會落到這步田地。這也解釋了，雖然多數國家都在稱讚台灣的防疫功效，卻都無法成功複製台灣的模式。（本文作者為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