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的龍〉
在暴君的統治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暴君豢養了一隻巨龍，巨龍對暴君唯命是從、助紂為虐，要推翻暴君，必須讓龍停止幫助暴君。
經過多年的努力，不斷的說服。人們終於教會了龍，讓龍擁有自主意識，不再聽命於暴君，成為一條獨立的龍。
但問題來了，這隻獨立的龍，脫離了暴君控制後，是不是就會為人民伸張正義？人們並沒有把握。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句話，大概可以說是台灣司法的一段羞恥記憶。但這也顯現台灣曾經歷一個統治者可以操控或至少影響司法的時代。而民主政治的發展，走向三權分立的制度體系，所要防杜的，也正是行政凌駕司法的可能性。
只不過，在這樣的民主實踐一開始的時候，司法權只是「形式」上成為一個獨立的權力，但實質上，卻還是受到行政權的強烈干預影響。但隨著民主發展腳步的推前，法規建制漸趨完備、人民的司法意識漸漸抬頭，對政治介入司法的惡感大幅增加，司法的獨立性漸漸增強，行政權可以干預的空間則漸漸減弱，所謂司法的實質獨立才漸漸實現。
台灣是司法獨立國家嗎？
台灣歷經了這個漸進的階段。如果，此時問我，台灣的司法獨不獨立，從總體面來說，我認為台灣的司法已可稱之為獨立。但司法也就像篇頭寓言裡的龍，一旦脫離了暴君（統治者）的控制，是否就真的能造福人民了呢？特別是，在長期受到行政權干預而獲得自主意志的司法之龍，能否快速地調整出一個新的角色，以新的視野與智慧，掙脫過去受控於政治的慣性，去執行正義守護的職責呢？
我所謂的獨立，是從三權分立的角度，指的司法不再受行政權力的干擾，不代表台灣的司法沒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貪瀆等司法風紀問題）。也不代表司法沒有受到個別人（包括政治人物）的影響，但在這裡，我把這些個別而非總體式、系統性的影響，稱之為司法品質問題，而非司法獨立問題。
權變不足的馬總統
這部分，很大因素，我認為要歸功於馬英九總統的個性。當然我的判斷大部分是來自於個人的主觀經驗，亦即就我長年認識馬英九的個人特質而作的判斷。不幸的是，這樣的主觀經驗是沒有辦法客觀檢驗的，因為大多數人不一定有同樣的經驗。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先生曾經這麼形容過馬英九：「司法性格太重，守經有餘，權變不足。」我對馬英九的性格的觀察結論和馬老先生完全相同。這樣的人當了總統，你可以批評他在處理司法改革問題上「太軟弱」、「無作為」。但如果懷疑他會對司法下指導棋，那就太高估馬英九的「權變」了。
這種「守經而不權變」的性格適不適合當個國家領導人或許見仁見智。但從法治社會的建立以及司法獨立的落實而言，卻是難得的契機。
過去，許多人對「司法獨立」保持高度懷疑，但在制度結構上，台灣的司法在解嚴後，行政力要介入的難度是大幅增加的。特別是法院系統，政治力或許影響力仍在，但已不可能貫穿三級三審的所有法官。
而這種「不全面」的政治力干預，最大的來源是擁有龐大行政權的總統，倘若總統願意守其分際，不干預司法，政治力的影響就會頓然消失。這是就是「司法獨立」的契機。
然而，這就代表台灣司法從此步入坦途嗎？當然不是。事實上，人民對司法的質疑，一直來自於兩個層面，一是「對當權者不獨立」的懷疑；二是「對無權力者」（也就是一般民眾）太獨立」的憂慮。前者使司法屈服於政治；後者則使司法失去監督，反成侵犯人民權利的怪獸。當然，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司法者的不受監督而產生怠惰，沒有透過司法權，盡到積極的保護人民的權利的責任。
我們固然可以因為司法展現了更多獨立的可能而感到欣慰。但這會不會使司法「太獨立」而變得無人制衡於是濫用權力；或者因為「太獨立」缺乏監督而怠忽職守（另一種形式的無能），這又令人憂心。
這不是杞人憂天。以冤獄賠償為例，法制上雖然國家在付出冤獄賠償後有向怠職法官求償的權利，但實際上卻因為司法人官官相護的習性而甚少行使。另一方面，訴訟延宕的問題，也使得法院的公信受到重大的侵蝕，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有些民眾耗去二、三十年得到一紙無罪判決時，往往已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無罪判決與冤獄何異？
馬總統高度尊重司法，絕不插手干預，他執政的這二任期間，可說是台灣司法最獨立的時期。因此，在馬總統執政下，司法「對當權者不獨立」的懷疑或可稍減。但這樣的「稍減」，某種程度卻增加了另一層次的懷疑，那就是「對無權力者太獨立」的問題。
＊作者陳長文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兼所長／羅智強為前總統府副秘書長。（本文為兩人合著《受縛的神龍：太陽花學運後的民主反思》選摘，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