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陸中央政府隆重紀念中國政協成立65周年之時，沒有政治協商機構的阿富汗傳來消息，通過「政治協商」，阿富汗的獨立選舉委員會任命阿富汗新總統。阿兩位總統候選人簽署了一項權力分享協議，加尼出任阿富汗總統，其對手阿卜杜拉則得到一個相當於總理的行政職位，協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總統獨大的權力，以使「總理」職位永久化。
6月14日阿富汗總統大選決選以來，人們看到的都是政壇激烈爭吵，以至於獨立選舉委員會害怕公開計票結果會造成動盪，一個國家的選舉委員會公然不公開選票結果，這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這個機構居然就具有這樣的權威，而被人們視為崇拜選票民主的美國官員卻美國官員卻對此表示歡迎，美國總統歐巴馬星期天給兩位阿富汗總統候選人打電話，祝賀他們達成協議。
在選票民主力不能及的地方，我們看到了「政治協商」的價值，而在政治協商不能奏效的情形下，選票確也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前者我們在阿富汗政局中看到，後者呢，我們在蘇格蘭獨立公投時見證。
選票能反映出民意，通過選票計算，能化解人們對於出任最高權力者的紛爭，但選票並不是萬能的，選票之上或選票之側，還有一個不起眼的智者，他的名字叫「協商」，或「妥協」，政治協商在一定的歷史情境中，具有超越選票的功能與價值。
中國百年史，可以說是一部政治協商的失敗史，政治協商的失敗，導致國家巨大的政治災難，清末的君主立憲，是政治協商的失敗，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國共第一次內戰，是政治協商的失敗，而最大的一次政治協商的失敗，莫過於國共1945年的重慶談判，造成國共四年內戰，戰爭的創傷直到現在還沒有撫平，兩岸分裂局面在當時已命中註定。
中國人或中國精英階層難道永遠不會用民主協商方式來解決面臨的政治危機嗎？
現在，我們看到政治協商的機遇又一次降臨中國，這是習近平的政治機遇，也是中華民族政治新生的機遇，1989年中共沒有有效的政治協商，導致八九六四之國殤，現在民主廣場前移到了香港，爭普選的香港公民與學生們通過罷課或和平占中，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大陸中央政府應該如何應對？習近平在政協成立65周年紀念會上說得好，「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我們不妨衍申一句：「政治協商」不是空頭口號，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
香港如何普選，本是可以通過政治協商來解決的，但全國人大先行通過釋法，將香港特首直選限定要有限的提名人中（公民與社會沒有自由提名權），眾所周知，有限的提名很容易被官方操控。更為不可理解的是，在對提名人的要求上，卻提出一個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的「愛國愛港」作為必要條件，愛國愛港完全可以通過就職宣誓詞來體現，既然「一個中國」是前提，「兩種制度」是現實基礎，愛國愛港在原則上就不是問題，特首是一份職位，只要他尊重「一個中國」這個前提，又得到香港人的選票肯定，他怎麼可能不愛國愛港？這個問題就不應該成為大陸中央政府焦慮的癥結。
對香港普選設置種種條件，使香港普選變得有名無實，也使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虛景。為什麼在這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我們看不到中國政協的政治角色與政治智慧呢？因為中國政協是對內的政治協商？還是因為中國政協完全是一個制度性擺設？但即便沒有中國政協參與協調，中央政府應該通過真正的政治協商方式，來解決香港面臨的政治危機，而不是讓全國人大一紙文書，就讓香港人無條件從命。現在我們看到，香港新生代與知識界抗命，民意不服從全國人大的釋法文書，中央政府還要像當年八九民運之時，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動用軍隊來解決問題嗎？
由於對內使用慣了高壓，所以中共已習慣於動輒通過亮劍、威脅來解決自己面臨的一切問題，中共的三個自信也是建立在槍桿子裡上面，而不是政治道德與價值理念層面。當英國領導人通過動情的講演，來呼喚蘇格蘭不要獨立出去，要在一起成為一家人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是政治家的人性、人格魅力，當阿富汗選舉委員會協調了總統與總理之間的權力關係之時，我們感受到政治協商的智慧比刀劍還要光芒照人。
近期香港商界代表團由董建華帶隊，有了與中共最高領導人對話的機會，儘管這與中國政協無關，不是正式的政治協商、對話，但事實上是一次政治協商，在這次會見時，習近平談到香港政改問題時表示：中央對香港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堅持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支持香港推進民主發展，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聽得的習近平對香港問題的表態，是不是有積極的意味？不改變一國兩制，這是前提，支持香港民主發展，這是態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這是目的或目標。
習近平是不是在釋放善意？但全國人大，永遠不站在人民一邊，被黨的意識形態操控的人大，做的事情總是用減法而非加法，中國公民法律上有結社自由吧，但民政部不批，公民有示威遊行自由吧，公安部門不批，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吧，但網路上封殺、書號上壟斷。中國智慧都用在對付人民、控制人民上了。大陸人被控制得幾乎麻木，沒有機會政治對話，當然也無從反抗，但自由民主法制慣了的香港人，卻開始了「抗命」。習近平僅有善意的表態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通過政治協商，在全國人大的釋法與香港公民的政治訴求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習近平在政協紀念會議講演上說得好，一個地方的事情，要與地方進行協商。政協六十五年之後，我們希望能看到新一屆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首開政治協商新例，引入政治協商機制，通過公開、平等的對話，化解香港危機。如果還像當年對付八九民運那樣對付香港爭普選運動，不僅會造成香港與大陸的分離傾向，也會造成香港本身的分裂，香港政府與香港警方將與爭普選的市民學生發生永無休止的衝突，而對臺灣，也將產生極為不利的政治影響。
在香港危機中，我們希望看到習近平的政治協商智慧。
＊作者為旅美學者，原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