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卓偉先生把「狗仔隊」與「新聞信念和尊嚴」兩個概念，以他的方式放到一起時，自然招來了四面的嘲諷。雖然人們說他為自己貼金、尋求精神慰藉，但卓偉走出了更遠的一步，他不僅自圓其說，還敢於談論更多他人不敢妄談的問題。
比如新聞自由、知識產權、公眾知情權，甚至於社會責任，都是卓偉先生對自己的職業追求侃侃而談之時不斷冒出來的詞語。
卓偉自信滿滿地談論「新聞自由就是沒有我不能拍的，沒有我不能寫的，只要是真實的，沒有我不能報的。」
他也樂於談論「真實是新聞的第一標準」，「輿論監督」、「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應該讓渡大眾的知情權」這類專業主義的概念。
對於國內知識產權的保護，他也頗有微詞。面對新華網評論《狗仔當道，新聞蒙羞》，他笑談“新華網對我們的新聞轉載、侵權的次數也不少啊。”他甚至每製作一出八卦新聞，都會做一首詩。
卓偉先生談得如此認真，以至於聽的人一不留神也會被帶入到他為「狗仔隊」的職業所描繪的精神家園中去，甚至有站起來為他鼓掌的衝動。然而，當他更加坦誠地談到“我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被關注”的時候，有人還是抑制住了這股衝動。畢竟，當一個人由於解釋太多而呈現出矛盾，就省了別人戳破這份認真背後滑稽的麻煩了。
卓偉先生代表的狗仔隊自有他的道理和存在的理由，但同樣是「狗」，西方主流媒體認同的是做公眾的「看家狗」（Watchdog），監督政府，而不是狗仔隊一樣的「拍拍垃圾」（Paparazzi），暴露別人的隱私。
就連靠八卦新聞發蹟的黃色報業大王普立茲，對記者責任和媒體作用也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論述：“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
正因如此，普立茲才在晚年傾其所有，創辦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設立普立茲獎。看看每年頒發的十幾個普立茲獎項，儘管幾乎都是揭露醜聞和黑暗的報導，但無一例外都指向官員的腐敗、公權的濫用、犯罪和貧困問題上政府的不作為。
回到《新聞編輯室》，八卦作家尼娜也曾有同樣的自我價值認同危機，她問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稱自己是新聞工作者呢？憑什麼只有那些整天報導沒有人關心的事情的少數精英才可以稱自己是新聞工作者？」
這一問正中了痛恨八卦記者的新聞精英的下懷，《新聞編輯室》另一個製片人給她這樣的答案：
「看看我們的編輯室，記者在報導社會動亂時被打傷，製片人為此感到自責而將自己關在門內痛哭。屏幕上這個怀揣理想的年輕記者，跨越半個地球冒著生命危險為我們報導動亂中的埃及，而這個將他派到開羅去的助理製片人，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合眼，連續編輯、播出。那邊還有一個20多歲女記者，正在調查威斯康星州的教育問題。另外一個女記者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以她的學識和姿色，足以在三英里以外的俱樂部掙到比現在多出20倍的收入，但是她卻選擇做財經新聞分析。這些人才配得上新聞工作者這個名稱。」
也許這段回答恰到好處地回擊了卓偉先生和他所宣揚的「新聞理想」。當一個八卦記者一邊踐行著自利主義，一邊又要像康德那樣為自己心中的道德準則感到無比驕傲時，那些在一地雞毛的年代裡仍然堅持投身於報導「沒人感興趣或性趣的事情」的新聞工作者們，逮著機會怎能不吐槽？
因此同樣是「狗」，媒體和記者是做公眾的「看家狗」（Watchdog），監督政府？還是像狗仔隊一樣「拍拍垃圾」（Paparazzi），暴露隱私？市場有選擇，讀者心裡也明白。
（注：邵成圓對此文亦有貢獻）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NJbSNq 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