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低薪、22k問題成為各界議論焦點，官員、政客都提出了藥方─新北市長朱立倫說「不加薪就加稅」；台中市長胡志強進一步說「企業賺錢就拿3分之1回饋員工」；金管會除了要訂「高薪100指數」（指獲利有幫員工加薪的100家企業），還考慮「公布給薪偏低的企業名單」。
坦白說，這些建言、政策，是夠民粹、也夠外行。不是可行性全無就是負面作用極大，甚至可能違法的作法。
先看不加薪就加稅的說法，貌似公平正義，實則毫無執行可能。企業無獲利，本來就免繳營所稅了，當然不可能以「不加薪就加稅」課以責任；如有獲利，試問所謂的「加薪就不加稅」，加多少才不必加稅？又是否要訂定出為誰加薪？基層還是高幹？遍尋國內所有的法令都找不到有那麼一絲執行的可能。
至於企業賺錢拿3分之1回饋員工，視為道德勸說也罷，大家就隨便聽聽，要當成政策，同樣是門都沒有─依照那個法令？而且，每家企業經營情況迴異，很難用一條薪資法令一體適用。一家新創企業有獲利時，最重要的可能是要再投資；一家過去累積虧損龐大的企業，好不容易獲利，一般是先把獲利拿去補過去的虧損。如果今年獲利依規定要拿3分之1回饋員工，那去年虧損時，是否也要員工從薪資吐出一點「回饋」？訂出一體適用且僵化的盈餘分配規定，只會讓企業更難運作，
朱、胡2位百里侯說說也罷，掌公權力的金管會提出政策，則更需要被嚴格檢驗。金管會要訂「高薪100指數」，又說要公布低薪企業名單，這2件事，其實都涉及2個問題；1是定義問題，2是以公權力洩露個資。
不論是所謂的高薪、低薪，都涉及定義問題，是用該企業全體員工的平均薪資，還是用薪資低於某一水準的員工比例？前者意義不大，如果高階薪資非常高，把平均值拉高，但卻顯示不出真實情況。後者涉及不同產業、企業在產業中的定位而有差異。
例如服務業與製造業的薪資水準原本就有差異，而同為科技產業，上游與下游亦有差異；以高階工程師為意志力的IC設計公司，與以工廠生產線為主的代工廠，又有本質上的差異。主管單位如何以一個標準去定義高低薪？
至於以公權力洩露個資的問題，即使在法律解釋上，金管會的作法不算違反個資法或刑法的妨害祕密罪，但對薪資結構合法（高於基本工資、符合勞基法規定）、但被官方定義為低薪資的企業，主管單位公布名單，除了羞辱這家企業，讓其成為被社會追打對象外，有什麼正面意義？結果是讓員工歡喜加薪，還是讓企業投資卻步？有那條法律告訴企業「低薪是犯法」，所以政府要公告名單，讓企業接受社會撻伐？
台灣的勞動市場是自由市場，政府雖然訂定基本工資、勞基法等保護勞工權益，但對勞動力的進入退出、薪資的高低，向來不干預；政府期望打破國內低薪結構，用心可佳，但拜託要用對方式。錯誤的干預與介入，結果可能是讓勞動市場僵化，對勞工傷害更大。
如果勞動市場與低薪問題可靠行政干預解決，把基本工資提到4萬，豈不讓全民脫離低薪？沒有人會真想也真敢如此作，因為它會讓許多企業崩潰，勞工受害更大。但在面對那些挽救低薪的民粹建言上，大家又好像真以為行政干預可解決此問題。
台灣苦於低薪超過10年，會有此結果，牽涉到外部與內部的結構性因素（從教育資源分配、產業結構轉型、民間投資問題、到兩岸分工改變….等），政府該針對那些根源因素對症下藥，而不是祭出一、兩道行政措施就以為能打破低薪結構。那些錯誤的民粹藥方，肯定是毒藥，千萬別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