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當天，儘管台北天氣又濕又冷，仍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頭，以行動支持廢核主張，沿路高喊「全面廢核、面對核廢、終結核四、非核家園」。相對於聲勢浩大的反核聲浪，我更好奇政府如何回應民間的反核訴求。當晚一篇強調多次「行政院發言人」回應的新聞稿，說明政府充分理解也尊重多元意見，會以最嚴格的標準全面檢測核四廠安全，秉持「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的立場；會透過多種管道提供充分的能源與核電知識，幫助國人在充分資訊下凝聚共識做出正確判斷；也再度強調必須思考在氣候變遷的巨大影響下，如何穩定供電及低碳潔淨的要求。
雖然新聞稿最後提到會積極促進穩健減核的目標，但從上述回應來看，並沒有看到「減核」的策略路徑，更遑論與民間社會所關切的「廢核」與「核廢處置」對話。四平八穩的新聞稿，不再提行政院自己拋出的「核四公投」，也不提公眾對於核能政策的參與權，取而代之的是「理解與尊重」，並「提供」相關知識讓民眾作出正確判斷等單向教育宣導作法。這似乎暗示著，有關核能議題的溝通不再開放，核四安全議題也已定調在技術測試可以克服的層面，反對的聲浪來自民眾的不理解，宣導型的溝通已成為政府推動核能政策的主軸。
這進一步意味著核能決策過程可能將走向更為封閉的管道，抹煞掉這兩、三年來民間與官方在廢核的壓力下，所共同努力激盪出許多進步而多元的能源思維。這個政策溝通走向，對照著媒體日前報導「公關治國」的質疑，以及經濟部告誡社會「節電難行」的說法，讓人不得不擔心，攸關國家永續與安全的核能議題，將再度成為經建與科技官僚的禁臠，從過去幾年來嘗試建立的民主討論機制中退位。
伴隨科技發展的環境、健康、生存等風險課題日趨複雜，而核能技術特性中，更伴隨著巨大而不可回復（如車諾比與福島核災）之潛在風險特質。發展或運作這類科技的風險考量與溝通，從來就不該只侷限在「技術安全」層次。著有「常態性意外：與高風險科技共存」的社會學家培羅（C. Perrow），就指出核電是一個容錯性很低的系統，也因此需要一個集中權力來處理這複雜而環環相扣的組織，但管理組織卻有可能因為日常慣性、組織聲譽或目標因素，而發生管理上的偏差。當這種一有閃失可能就會釀成巨大災害的科技系統，與平凡無奇的管理組織文化交互作用，意外的發生並不難預期。在培羅的研究中，管理系統的組織文化是核能風險必要的考量之一。
另一位研究核能風險溝通的學者韋恩（B. Wynne）也指出，科技專家所談的核能風險，常常只考量單一核電廠意外的機率，忽略了支持核電廠運作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這個系統包括了鈾料的開採、提煉，核燃料的生產，運輸過程與核廢處置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管理這樣的科技需要高素質人員、高標準規格的維安體系與組織文化等問題。而民眾關心的不僅是風險或科技本身，他們也在乎科技推動的目的、憧憬與價值。韋恩進而呼籲，應該讓爭論的聲音給予政策創新的動力，因為當批判聲音消失，對科學不確定性或替代性方案的討論都可能被壓抑，無法產出好的決策。
這兩位學者的研究，對於想在核能溝通議題上走回頭路的馬政府，應有相當的警示。將核能政策極力從大眾關注的，包含倫理、健康、管理組織能力與社會分配正義等廣泛風險課題，限縮在狹隘的技術安全層次，或將論述轉移至強調發展效率的政策宣示，反映了行政機關不願也無能力面對核能發展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問題，更遑論解決社會大眾的疑慮與不信任。而將影響公共利益甚劇的科技風險議題，委由公關公司在特定政策目標下主導政令宣傳與掌控輿情策略，更封閉了公開多元討論，開創進步能源政策新局的契機。
反核遊行之後，要進一步挑戰的，將是政府面對系統性核能風險與正視民主參與的態度與決心！
＊作者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理事、政大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