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家忽然意識到，原來司空見慣的生命現象——親緣的相似性，也就是常說的遺傳與變異，有著一套既明顯又巧妙的機制，這讓他們非常興奮。
在此之前，在醫生、牧師、哲學家和博物學家還在承擔生物學工作的時代，人們一直認為，遺傳就是本質上的一成不變，而所謂變異，其實乃是環境影響的結果。比如氣候變化，又比如用進廢退。直到18世紀，一些著名的生物學家仍然堅信，白人長期生活在熱帶就成了黑人——強烈的陽光作用于白人的肝臟，膽汁就會變黑，進而色素沉著，黑人就是這麼出現的。然而，當達爾文提出，變異和遺傳一樣，環境的影響必須通過內在的機制起作用，幾乎所有關心生命現象的學者都被他吸引，並投身於這一場大討論。其中活躍的身影，不乏統計學家們。
就最基本的哲學觀而言，統計學家天然地與生物學家親近。作為生物學研究的物件，生命是一種永遠無法排除例外的現象。假如一個研究者說，產後的母貓為了躲避入侵者，會叼著幼崽尋找更秘密的隱匿。任何一個內行都懂得，這個說法只在概率意義上成立。因此有人總結，生物學只有一條普遍定律，那就是一切生物學定律都有例外。正是這樣的例外，令一直夢想馴服偶然的統計學家感興趣。
在生物進化的問題上，達爾文本人很謹慎。為了避免價值上的誤判，他長期拒絕使用「進化」（evolution）這個詞彙。據說，他還拒絕了馬克思將《資本論》第二卷題獻予他的請求。但是，信徒總是狂熱的，他們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進化論的熱忱。
統計學家試圖用一種不同的方法來捍衛達爾文。特別是為遺傳與變異的內在機制——自然選擇提供數學證明。這一動機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高爾頓、皮爾遜和費希爾等人創立了生物統計學派。
這幫人的思路是，將不可觀測的生命現象，例如某個物種長時段的遺傳變異，轉換成這個物種在不同環境下特定「表型」（Phenotype）或「性狀」（traits)的測量。然後，計算這些參數的概率分佈，繼而推斷出自然選擇與遺傳變異之間的相關度。
這一思路在韋爾登（Rerhael Weldon）那裡形象化了。這位統計學家從河道的淤泥中抓了數百隻螃蟹，一半封在裝有淤泥水的廣口瓶裡，另一半封在裝著乾淨河水的瓶子中。隔段時間他打開瓶子，測量兩組螃蟹的存活數，以及蟹殼的大小，來計算它們的概率分佈。
由於韋爾登死於一場滑雪事故，皮爾遜接替了他的工作。在後來的報告中皮爾遜表示，這個統計實驗足以證明，在含有淤泥的水中，大螃蟹比小螃蟹更容易存活。並且，經過許多代後，選擇的累積效應將對群體產生持續的影響。
總體而言，舊有的統計學是一門描述性的學問，生物統計學的思路改變了它，使之變得敢於預測和推斷了。不僅如此，生物統計學也給現代科學的諸多領域帶來革命性的啟示。按照它的理念，各個領域都可以用概率統計的方法，來考察那些不可觀測的事物。比如藥物治療的長期存活率、通脹情況下的經濟走勢，以及大量粒子的運動軌跡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生物統計學也將計算的狂熱推到了極致，造成的傷害迄今可見。他們的本意是見微知著，結果卻往往是以偏概全。譬如當時就有生物學家質疑統計學家，憑什麼就認定蟹殼的大小就一定跟死亡率相關。韋爾登辯解說，小螃蟹活不過大的，那是因為它們的鰓太小，很容易被淤泥堵塞。很顯然，這個辯解在生物學家那裡未必站得住腳。
那些容易辨識的表型或性狀，不過是方便測量和計算的參數，卻被他們認定為原因。可見，喜歡偶然的統計學家骨子裡也擋不住因果律的誘惑。他們沒有察覺，當未經檢驗的觀念成為計算的前提，自己正在滑向倒果為因的泥淖。
倒因為果的危險還來自當時的意識形態。具體而言，就是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鼓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將進化論曲解成「適者生存」的進步哲學，迷惑的絕不只是那些相信成王敗寇的普通民眾。事實上，統計學家不但相信，而且強化了這種錯誤的進步觀。今天看來，這種錯誤遠遠超出了知識的範圍，毒害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正是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生物統計學的創始人高爾頓提出，文明社會限制了自然選擇的作用。言下之意，這將使得品質不良者不會完全遭受社會的淘汰。他呼籲國家積極地行動起來，控制劣質人口的大量繁衍，提高優質人口的數量，用人工選擇的手段避免整個族群的墮落。
1883年，高爾頓發明了「優生學」這個概念。1904年，他創建了優生學國家實驗室。不久，他又創立了優生學教育協會，出版了雜誌《優生學評論》。皮爾遜、韋爾登和費希爾都為優生學貢獻了生物統計學的新知識新方法。在他們的推動下，德國很早就開始普遍施行對「不適者」的生育限制。1906年，美國優生學委員會成立。1910年，美國還建立了優生學統計局。到1912年，首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召開。短短二三十年，在生物統計學的幫助下，優生學使人們普遍相信，對遺傳變異的控制，是管理人類種族繁衍興衰的科學方法。這種觀念最醜陋的產物就是納粹的「純化」雅利安人的計畫，以及最終的種族大屠殺。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指出，優生學與大屠殺一脈相承，本質上都是國家對社會的管理與控制，即系統地利用應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將自然法則運用於人類的一種嘗試。這是對優生學最嚴厲的指責。那麼，作為優生學的基礎，統計學應該接受怎樣的審視呢？
至少有一個事實是清楚的：如果說17世紀的統計學是政治算術，那麼這一次是統計學自己放棄了權利。
＊作者為獨立作家，書評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