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莊嚴華兗下，也包裹著人性的血污。圍毆卞仲耘時，有高年級學生拉住一個小女孩的手，說別打人，別打人，女孩回頭問：你們什麼出身？阻止者一愣：我們出身好，怎能阻攔鬥黑幫呢？於是不再說什麼，只在旁邊看著。不只是出身好的學生們參與了毆打校長的行動，一些出身不好而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學生，也參與了暴行。革命也有其魔鬼細節，身份與承認的政治，正是革命操弄人性的魔笛。
近年來，探討極權體制下的個人責任成為顯學，其中有一種聲音，要求訴諸人性的良知良能，作為抵抗極權政治、不去作惡的最後一道防線。這樣的理論風潮和要求，的確也催開了幾粒懺悔的花朵，搖曳在貧乏的歷史地平線上。
但是且慢。在施暴的女孩們面前，這種要求，會不會是一種過於高調的後見之明？試想一下，一個人，如果從小到大，從來就沒有被教過同情與憐憫這些價值，而是一直浸泡在鬥爭哲學中做順服的工具，她的思想資源與道德資源空空如也，只有簡單的革命信條和鮮明的敵我意識，這樣的情況，恰如螞蟻看不到第三度空間的存在，如何讓她有超越的可能？而向她們索要懺悔與道歉，在我看來，也是表錯了情。
站在今天的時空中，想見當年暴力現場中女孩們的身影，我沒有義憤，只有迷惑和慶倖。迷惑的是，革命究竟怎樣召喚出人性惡的一面，讓這些昨天還與老師們天真嬉戲的孩子，轉眼就視老師如寇仇，將其往死裡毆打。慶幸的是，文革時，自己的年齡還足夠小，沒機會去趟革命政治這灘翻雲覆雨的渾水，否則，在一個從精神到肉體、從搖籃到墳墓都被高度控制的環境裡，能否保全自己的人性，不去作惡，委實不敢想像。
對於那些至今還保持緘默的施暴者，我沒有失望，也不存期待。放眼人類歷史，她們並不缺乏同盟軍。人們都樂於表彰德國人的懺悔精神，其實，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神話。在紐倫堡審判之後，1963年12月有法蘭克福審判，審判的是1945年間在奧斯維辛任職的納粹党衛軍成員中「一些十惡不赦之徒」。審判中，這些人中極少有認罪者，而在當時的德國國民中，也對這次審判表現出了十足的冷漠。
這些拒絕認罪者的心態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都死了，通過被絞死和自殺而擺脫了自己的責任，卻把他們這些「小人物們」留在困境之中。
漢娜．鄂蘭對法蘭克福審判中德國人的表現懷有深深的失望和鄙視。她寫了長篇的評論《審判奧斯維辛》，但對於從理論上去駁倒這些頑固的德國人似乎並沒有什麼信心。在文章的結尾，她寄望於「真理的瞬間」，在她看來，這些瞬間是「燭照這種墮落、邪惡困境的惟一途徑」。而所謂「真理的瞬間」，就是軼事，對此，她舉例道，在奧斯維辛中，「有一個知道自己將要死去的孩子，他在棚屋的牆上用自己的血寫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歲』」。
諸如此類的軼事，寫滿了血肉之軀對短暫生命的留戀、熱愛，以及脆弱。阿倫特相信，這些生命的呐喊，最終能讓罪惡成為罪惡。
受漢娜．鄂蘭「軼事」之說的啟發，我用「女孩們的暴力」來表達對宋彬彬事件的看法。所期待的，不是少數當事人的悔罪，而是國家的一個道歉和承諾——為將生活淪為殺場、將花季女孩淪為兇手而向國民道歉，並永恆地承諾法治、承諾愛、承諾人道主義。
＊作者為中國媒體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