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前，校長卞仲耘死在了自己的學生——一群女孩子手上。她們是初中生，高中生。她們打死自己校長的武器，是帶釘子的桌子腿椅子腿。
她們要校長命的理由是——革命，或者說，要表現自己的革命。她們用纖纖素手，實踐了革命這一概念最原初的意義。
近50年後，卞仲耘當年的學生宋彬彬，儘管沒有直接參與打人，但為自己當時制止不力，站出來向已經死去的校長道歉。而那些當年直接致校長于死地的女孩們，仍躲在時間的陰影中緘默著。
我猜想：宋彬彬道歉，或許意在喚起這些緘默者的良知。因為根據現有資料，對於校長之死，宋有間接責任，但無直接責任。最該道歉的，輪不到她。
其實，對「文革」研究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宋彬彬此番道歉，很大程度上是輿論壓力的結果。近年來，要求宋彬彬道歉的聲音始終不絕。因為天安門城樓上偉大領袖的接見，因為接見時偉大領袖「要武鬥」的鼓勵——也是授權，宋彬彬成為紅衛兵大規模使用暴力的符號性人物。
事實上，天安門城樓上的接見，是宋彬彬在「文革」中的頂點，也是謝幕。此後她所屬的保守紅衛兵一派，即被鏗鏘的革命列車甩下，貼出了師大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的宋彬彬，從此成為逍遙派。因此不難理解，她的道歉何以遲來，而人們又何以從她的道歉中，讀出了擔當之餘的不甘與不誠。
另外一個事實是，「文革」之後，法律曾經介入過卞仲耘之死案，以圖實現正義。1979年，因污蔑卞仲耘有「作風問題」而推動了對卞的迫害升級的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西城區檢察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1981年3月14日發出「不起訴決定書」。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在答覆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所提建議時，認為「西城區人民檢察院（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對袁某某不起訴的決定，應予維持」。
因校長之死被捕的還有一位女三中68屆高中學生，叫劉ｘｘ，她初中是女附中學生，因在打死校長的8·5那天現場施暴突出而被舉報。劉ｘｘ因此被「雙開」，後來也因同樣原因被釋放，恢復黨籍軍籍。
法律在實現正義的過程中一定感到了荒誕：當年直接施加暴力致校長于死地的，竟然是一群花樣年華的女孩。在她們動手施暴的前兩個月，黨中央機關報已經發出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暴力授權。她們折磨、打死校長，不過是在踐行革命這一最高律令。
革命激發出來的惡，純粹而具有想像力。被打死之前的幾天，卞仲耘被強迫打掃宿舍樓的廁所。有目擊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時，一個初二女生按著她的頭，逼她喝髒水池裡的水，當時，卞仲耘就已經站不穩了。
革命的莊嚴華兗下，也包裹著人性的血污。圍毆卞仲耘時，有高年級學生拉住一個小女孩的手，說別打人，別打人，女孩回頭問：你們什麼出身？阻止者一愣：我們出身好，怎能阻攔鬥黑幫呢？於是不再說什麼，只在旁邊看著。不只是出身好的學生們參與了毆打校長的行動，一些出身不好而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學生，也參與了暴行。革命也有其魔鬼細節，身份與承認的政治，正是革命操弄人性的魔笛。
近年來，探討極權體制下的個人責任成為顯學，其中有一種聲音，要求訴諸人性的良知良能，作為抵抗極權政治、不去作惡的最後一道防線。這樣的理論風潮和要求，的確也催開了幾粒懺悔的花朵，搖曳在貧乏的歷史地平線上。
但是且慢。在施暴的女孩們面前，這種要求，會不會是一種過於高調的後見之明？試想一下，一個人，如果從小到大，從來就沒有被教過同情與憐憫這些價值，而是一直浸泡在鬥爭哲學中做順服的工具，她的思想資源與道德資源空空如也，只有簡單的革命信條和鮮明的敵我意識，這樣的情況，恰如螞蟻看不到第三度空間的存在，如何讓她有超越的可能？而向她們索要懺悔與道歉，在我看來，也是表錯了情。
站在今天的時空中，想見當年暴力現場中女孩們的身影，我沒有義憤，只有迷惑和慶倖。迷惑的是，革命究竟怎樣召喚出人性惡的一面，讓這些昨天還與老師們天真嬉戲的孩子，轉眼就視老師如寇仇，將其往死裡毆打。慶幸的是，文革時，自己的年齡還足夠小，沒機會去趟革命政治這灘翻雲覆雨的渾水，否則，在一個從精神到肉體、從搖籃到墳墓都被高度控制的環境裡，能否保全自己的人性，不去作惡，委實不敢想像。
對於那些至今還保持緘默的施暴者，我沒有失望，也不存期待。放眼人類歷史，她們並不缺乏同盟軍。人們都樂於表彰德國人的懺悔精神，其實，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神話。在紐倫堡審判之後，1963年12月有法蘭克福審判，審判的是1945年間在奧斯維辛任職的納粹党衛軍成員中「一些十惡不赦之徒」。審判中，這些人中極少有認罪者，而在當時的德國國民中，也對這次審判表現出了十足的冷漠。
這些拒絕認罪者的心態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都死了，通過被絞死和自殺而擺脫了自己的責任，卻把他們這些「小人物們」留在困境之中。
漢娜．鄂蘭對法蘭克福審判中德國人的表現懷有深深的失望和鄙視。她寫了長篇的評論《審判奧斯維辛》，但對於從理論上去駁倒這些頑固的德國人似乎並沒有什麼信心。在文章的結尾，她寄望於「真理的瞬間」，在她看來，這些瞬間是「燭照這種墮落、邪惡困境的惟一途徑」。而所謂「真理的瞬間」，就是軼事，對此，她舉例道，在奧斯維辛中，「有一個知道自己將要死去的孩子，他在棚屋的牆上用自己的血寫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歲』」。
諸如此類的軼事，寫滿了血肉之軀對短暫生命的留戀、熱愛，以及脆弱。阿倫特相信，這些生命的呐喊，最終能讓罪惡成為罪惡。
受漢娜．鄂蘭「軼事」之說的啟發，我用「女孩們的暴力」來表達對宋彬彬事件的看法。所期待的，不是少數當事人的悔罪，而是國家的一個道歉和承諾——為將生活淪為殺場、將花季女孩淪為兇手而向國民道歉，並永恆地承諾法治、承諾愛、承諾人道主義。
＊作者為中國媒體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