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將完成長途旅程。大旗將吹起昌盛之風。」
──漢尼．哈斯隆（Henning Haslund），《蒙古的人與神》（Men and Gods in Mongolia）
現在，我們放下神明宗教，進入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中國。其實在共產中國廣袤的國境內，有數億各式宗教信徒，但中國目前的統治者寧可不承認這個現象。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上的標誌可追溯至共產主義出現前的數千年前。
許多軍旗專家認為，中國人是第一個使用布旗辨認身分與指示方向的民族。兩千六百年前，孫子在《孫子兵法》裡便鑒於戰陣中的慌亂嘈雜而寫道：「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在早於孫子至少兩千年前，埃及人和今天伊朗地方的民族便舉著掛出標誌的旗桿，但惠特尼．史密斯博士（Whitney Smith）在他一九七五年的經典名著《世界歷代旗幟》（Flags through the Ages and Across the World）中寫道：「中國人可能是第一個使用絲布大旗的民族。它們已用於海上及陸上數千年，比西方歷史悠久。」史密斯認為，我們忽略了中國人把布旗掛上旗桿的事蹟，只看到他們把動物雕刻放到旗桿尖端這點。
我們不清楚絲布大旗是直接傳到近東，還是因為絲布沿貿易通路到達、而已經使用不同材質製旗的當地人才想到用它來製作大旗。我們較能肯定的是，西方世界在十字軍東征期間，開始仿效阿拉伯人的大旗。
數百年後，情勢繞了一整圈。中國人在航運和軍事上使用種種旗幟，但從沒想到要以一面國旗代表中國和中國人。他們早就自視為一民族──也是文明──但對中原華夏的居民而言，他們就是堂堂正正的一個民族，不需要什麼國旗。但當歐洲列強在十九世紀中葉亮出國旗、叩關而來時，情勢丕變。
一八六二年，歐洲人「說服」同治皇帝，他需要一支海軍（當然，要由歐洲人控制），海軍也需要一面軍旗。當時年僅七歲的同治皇帝當然不會說不。一面黃底青龍旗遂應運而生。起先它是三角形，但歐洲人認為不行，於是改成長方形。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陷入爭取獨立的混戰，各方勢力多有外來列強在背後支持的影子，因此許多不同版本的中國布旗標幟應運而生。其一是中國共產黨升起於一九三二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這個共和國出現在江西省一隅，只存在了兩年半；即使如此，這面正中央有黃色鐮刀榔頭、左上角有黃色五角星的大紅旗，的確升起於中國某區。這是日後代表整個中國大陸的國旗之原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當然新國家、新制度需要一面新國旗。設計人曾聯松是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他的圖案自數千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黨的要求是，它必須反映中國的地理、民族、歷史和文化特徵，也必須標示出工農聯盟政權的特徵。
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曾聯松，夜裡在自家閣樓上開始了國旗圖案的設計。他先想到早期在江西的版本。據說當他仰望天空時，想到了中國古時傳說中，仰望日月星辰以示孺慕之心的故事，因而從歷史得到啟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所以他決定用一顆五角星來象徵它。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則指出，中國人民由四個社會階級組成，因此他決定以四顆小五角星象徵由四個社會階級組成的人民。
不足為奇，毛澤東相當喜歡曾聯松的設計，但仍幾經修訂才最後定稿，包括自大顆五角星上剔除掉鐮刀和榔頭，因它具有強烈的蘇聯氣息──當時，共產黨人的國際兄弟情誼在中蘇關係的大框架下已略現緊張。接著，黨核定了最終版本；就像我們看到伊朗當局考量反映伊斯蘭革命的國旗時一樣，中國共產黨也曉得，它必須結合集體記憶和現代訊息。
因此，紅旗代表共產主義，而左上角那顆黃色大型五角星則代表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可是接下來還有許多討論。四顆小五角星代表毛澤東尚未建立政權前，「統一戰線」底下的四個社會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愛國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當然，如今象徵它們團結起來，共同建設共產主義新中國。最後這顆星可謂相當偶然，也可說相當具有遠見，因誰能預料到四十年後，黨竟然發現，它需要走向「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而十二億中國人民的半數以上，顯然也接受他們本來的面貌──他們根本不是共產黨人。
星有五個角這點是故意設計的，它吻合了中國古代對此數字的信念。共產黨建政前的中國哲學講究「五行」，而此無所不包的系統還包含五德、五君、五階段等，代表平衡、力量與完整。如今，非官方又賦予它更為現代的民粹價值觀：五顆星代表漢族居大多數，但另有滿、蒙、回、藏四個其他傳統「中華」族群。有鑑於漢人長期殖民其鄰人的歷史，它的鄰人可能不領情，也不會相信此說。官方也沒說這是設計原意，但這之中還具有另一面旗幟的迴聲──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時期的國旗是「五族共和旗」，以五個顏色代表中國五大族群。
在今天，它所象徵的是上述所有的意義。曾聯松設計後再經修正的國旗，首度豎起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旗桿上，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如今中國法令規定，各省不得有省旗。部分是因黨認為，國旗是凝聚一不同質國家的重大力量。譬如，在穆斯林居大多數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便出現東突厥斯坦運動（East Turkistan Movement）。這個運動也有一面旗幟，淺藍底色配上新月和星星，但若允許它公開升起，勢必增強區域認同意識，因而增強獨立運動。同樣的規定也適用於西藏，擁有西藏旗幟不啻是嚴重罪行。但這項規定並不能挫折渴望更大自治的人士；他們冒生命之險，盼望堅守深刻反映藏人認同的西藏文化。然而，中國的掌控顯然日益收緊。北京希望透過鎮壓這類象徵，促使西藏文化和認同意識隨著時序日益淡薄。在較不動盪的區域，這道法令就不一定能嚴格執行，可見黨必須維持平衡，既堅持它是全國唯一的力量，同時又承認區域的差異。
一九九九年，曾聯松在上海去世，得年八十有二。因此免去了二○一一年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受辱──越南政府製作數千面中國國旗，但以六顆星取代五顆星，而且還在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河內時，升起這面六星旗。二○○六年，中國代表團訪問德里時也發生了類似狀況。熟悉國際禮儀的人都曉得，此事非同小可。
一九九○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是一份很有趣的文件。在我們讀到「四顆小五角星應各自對準大五角星的中央」前，我們也看到了與其他國家類似的規定，舉凡升、降旗以及「降半旗時，應先將國旗升至桿頂，再降至旗頂與桿頂間，旗桿全長的三分之一處；降旗時，應先將國旗升至桿頂，再降下」等規定，無不具備。對於降半旗時的誌哀對象也有明確規定，除了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主席去世應降半旗外，也規定「對世界和平或人類進步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人」逝世時，亦可降半旗誌哀。
我們也看到，《國旗法》第十九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以焚燒、毁損、塗畫、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者，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輕者，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最重者可處三年有期徒刑。不過好消息是「情節較輕」者──意指你有一名好律師或有個權貴親戚──則可從輕發落。
這就是全世界眾所周知的一面國旗，甚至在二○一三年十二月，還被中國太空任務送上月球。將國旗放在玉兔號登月車上，是極具重大象徵意義的事件。中國因而成為僅次於美國和蘇聯，將國旗在月球上展布的第三個國家，代表它有志成為太空旅行和技術的領導者。這也是一九七六年以來，登月車首次在月球軟著陸，這是中華民族的榮耀，也是中國在本世紀十足進步的證明。
中國正極力發展藍海海軍，希望躍居全球海權大國，這面國旗也日益現身於大洋上。它在全世界的偏遠地區也嶄露蹤跡；譬如，中國（及其他國家）到剛果民主共和國開採珍貴礦物；到安哥拉興建公路，以把礦產運送到港口；也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興建港口和公路，以繞過美國實質控制之，馬來西亞和印尼間狹窄的麻六甲海峽，然後把貨物運送到中國。中國的標誌現在幾乎在全世界每個王國、共和國和領域都出現過，增強了過去半世紀以來，其快速擴張及勢力日盛的形象。
它也飄揚於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興建的人工島礁上，如今北京主張其為中國的主權領土。越南、台灣和菲律賓等鄰國並不接受。美國海軍也不能接受，因此懸掛著星條旗的軍艦，三不五時便駛近這些島礁，宣示其立場。
比起紅旗，在全世界愈來愈不容易看到的則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旗。反共勢力在一九四○年代輸掉內戰後退守台灣，它有自己的國旗，但卻對身分認同有所迷惘。這面國旗名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可溯源至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之蔣介石的國民黨黨旗。中華民國聲稱它代表全中國的政府，但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同意。北京視台灣為中國的一省，而這個省分正企圖獨立。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分強大，因此鮮少國家承認中華民國。臺灣參加國際會議或奧林匹克等運動比賽時不能升起國旗，只能改掛「中華台北」的旗幟，這是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如果可以的話，彼此都想打破此現狀。從台灣的觀點來看，它雖未宣布脫離中國而獨立，但為了不去挑釁它的強鄰，卻願意接受此一國家象徵的特別犧牲。
＊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外交事務權威專家，有25年以上的採訪報導經驗。他曾經擔任Sky News外交事務編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和LBC/IRN電台服務，也是「TheWhatandtheWhy.com」創辦人兼編輯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國旗的世界史：旗幟的力量與政治》（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