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衰去蔣化的轉型正義，恐將再度造成國內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社會秩序的紛擾不安。
民進黨執政現今在立法院已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下稱促轉條例），並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完成一讀。綜觀《促轉條例》洋洋灑灑21條，條文中以所謂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起，至1991年4月30日止（當時政府明令宣告同年5月1日零時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將這段期間訂為「威權統治時期」。並將在行政院設置臨時任務編組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並以「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以及「處理不當黨產」等作為促轉會的四大任務。然而其所謂促轉的四大任務，其中對於「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以及「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筆者認為有其盲點！
盲點之一是促進社會和解？必須是先要有所謂的「歷史真相」？否則就沒有和解？還是要有更高視野下的寬容與釋懷？
其實要促進社會和解，重點並不是要支解史實，並以自我的意識形態來窮究自以為是的真相？主要的還是主其事者要站在大歷史的角度與視野，了解時代與背景上的差異，才能產生對於歷史事件的釋懷與寬容。筆者試舉台獨啟蒙者廖文毅為例，廖文毅早歲在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宣揚台獨理念，並於1956年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擔任大統領，隨後國內在1958年海軍的許昭榮台獨案、1961年蘇東啟台獨案以及1970年泰源監獄事件等，皆有其影響成分在內。而1965年廖文毅經政府策反，放棄台獨主張返台定居，1986年因病去世。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也因為廖文毅的返台，不久終告瓦解。
今年適逢廖文毅逝世30周年，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在5月28日於其自稱的台灣聖山（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舉行「台獨啟蒙者廖文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並設立「台獨啟蒙者──廖文毅追思碑」，與原在園區內的「泰源事件紀念碑」等並列。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儀深曾撰文認為泰源事件被政府槍決的五人，並非是單純的「劫械逃獄案」而是「台獨革命」。而為台灣獨立犧牲的「義士」？與曾有志一同卻難同道的「變節者」？不同的「就義」與「背叛」？其紀念碑卻能併立園區，因之所謂和解的基礎真的是真相嗎？還是要有更高視野下的寬容與釋懷！
盲點之二是歷史真相是要客觀的陳述？還是欲在意識形態下，迫使建構全民的集體記憶？
目前轉型正義與白色恐怖常相連而稱之，言轉型正義者泰半以白色恐怖時期加諸於兩蔣政權。然而白色恐怖名詞源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波旁王朝極力對革命份子逮捕與殘殺。由於當時王室以白色為旗，所以彼時革命份子以波旁王朝的追殺行徑稱之為白色恐怖。1917年俄國內戰，列寧領導俄共革命，帶領紅軍與白俄政權的白軍交戰，列寧為激勵士氣，乃以白色恐怖來形容白軍的殘暴。及至1927年中國國民黨清黨，對共黨份子逕行整肅與殘殺。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為圖生存發展相與對抗，為凝聚戰鬥力，乃以白色恐怖強加諸於蔣政權。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1928年4月15日一群台灣青年根據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在上海法租界召開台灣共產黨組黨大會，並名之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下稱台共），開會當下並有中共黨代表彭榮出席致詞，與會者計林木順、謝氏阿女（謝雪紅）等九人，自此台共成員紛返台灣推動社會運動發展組織，並與當時台灣農民組合簡吉等協力展開農民運動。相關脈絡可參閱《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或蔡登山主編《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1924-1934》，以及藍博洲《老紅帽》與《陳明忠回憶錄》等書，筆者在此不多贅述。
抗戰勝利台灣收復，此時島內已是諜影重重。依據1991年李敖出版社取自國安局內部原始檔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一書，其中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在其「案情摘要」記載了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當下，中共除與國民黨明談暗打逐鹿中原，對台灣也不放鬆。1945年8月即委派台籍老共幹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下稱省工委）書記，籌畫在台組建事宜，1946年4月由台籍人士張志忠率員先行赴台，續於同年五月蔡孝乾抵台，正式成立「省工委」，在台全面發展地下黨組織。當此之時台共謝雪紅等也間道回台。
當時中共在台派遣幹部發展組織觸角廣伸。1946年底北京爆發「沈崇事件」，全國各地掀起反美的學生運動，台灣也不遑多讓，據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70年 》「台灣大學的學生也集體走上街頭，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可見在台共黨與內地之聲息相通。而隨後在1947年爆發的「228事件」雖肇因多端中共難能主導，然而事發之後，在台共黨推波助瀾擴大事端，卻是不爭的事實。如謝雪紅在台中以學生為主，組織成立「二七部隊」（抵埔里後易名台灣民主聯軍）。張志忠則在台南與嘉義一帶自組「嘉義縱隊」（後改為台灣自治聯軍）等，紛紛實施武力抗爭。「228事件」中共趁機的圖謀最後雖以失敗告終，然而隨著國府在大陸內戰的失利，中共對台灣的滲透更為全面與加緊。
1981年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張執一，晚年就「省工委」與共諜吳石等的工作憶往，發表《在敵人的心臟裡一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而《張執一遺蹤畫卷》一書，更提及「自1946年到1948年間，他先後四次代表中共上海中央局赴台灣檢查、布置工作，並陸續派幹部到台灣開展工作。」隨著國府內戰失利，蔣中正以「因故不能視事」退職下野，194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並著手於針對一旦解放台灣後，台灣政權與行政上的人事安排與訓練。
接著1949年4月共軍渡江南京失守5月上海淪陷，中共對台灣的滲透與組織更加緊密，當時在台的軍政單位，都有中共地下黨潛伏在內，諸如前述的張執一數度來台，就是由潛伏在軍警部門的中共地下黨員，為其辦理來往於上海與台灣等地的通行證。而介紹吳石加入中共成為其黨員的國府前立法委員何遂，其三子一女一媳均是中共地下黨員，在何遂身分的掩護下，與何遂數度來台開展工作。
因而為確保台灣安全，時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於當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於翌日起實施，並管制從大陸來台人士，必須先有保證人與介紹人始得入境。然而數月後美國對我發表白皮書，接續金門古寧頭戰役國軍雖然勝出，然而共諜在台仍是四處流佈人心依舊浮動。毛澤東不以金門戰敗為餒，除檢討整頓軍務，更積極準備謀求跨海再戰，以遂其解放台灣的目的。
幸而1950年初，我破獲共諜組織「省工委」，進而順藤摸瓜，除全面逐一瓦解其組織，更破獲潛藏在國防部的高級共諜參謀次長吳石，加以6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並在經濟上改革幣制、推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作為，導使共諜在農村無以發展工作，自此局勢才稍為穩定。
綜觀《促轉條例》所謂的「威權統治時期」從日本投降日起，至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止。在這段時間之內果真都因威權統治，使全民集體受累而惶惶恐懼終日？試舉人口數與每人國民所得觀之，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國民政府接管台灣，於翌年10月1日辦理戶籍初次設籍登記，據內政部統計當時人口數為6,090,860人，至 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當年人口數已至2千萬人。另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1951年時平均每人國民所得1582元，每人平均民間消費支出1157元。至1991年每人國民所得228.547元，每人平均民間消費支出127.866元。換言之，沒有穩定的社會結構與一致的國家目標，四十餘年間人口數豈能增加3.3倍？平均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又怎能增加144倍？消費能力增加110倍？
故而兩蔣執政，對於台灣又豈是只有過而無功？蔣中正的整軍經武肅奸防諜，雖有冤假錯案，然而也讓共諜銷聲匿跡，進而讓國家得以延續。因此；對於蔣中正，人權固然有錯？保台豈是無功？而蔣經國的經濟改革十大建設，帶來台灣經濟繁榮的願景，故而；對於蔣經國，民主固然有過？建設台灣進而奠定台灣經濟基礎，豈不是又功大於過？因之，還原歷史真相，若只是以台灣現今自由與民主的認知，而刻意曲解當時大時代的環境與威脅，而強加省視撻伐，若如此；所謂的轉型正義？充其量只不過是落入意識型態之爭。
再如《促轉條例》所謂轉型正義任務之一「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在其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下，欲以建築物的廢與興，驅使國人漸生「集體記憶」？更顯見主其事者不僅對台灣現況的危機不了解，更缺乏對歷史真相的人文包容與諒解。試想現今台北中正紀念堂與其入口處牌樓上書的「自由廣場」兩者可以靜默安然並存，對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國人，不就是可在和諧之下各取所需？各言其是？縱使中正紀念堂是威權象徵？又何需清除？端賴後人如何解讀而已。再說蔣中正治台時期，中共對我國家存亡的威脅至今危機仍在，禦侮還需同心，民進黨又何苦要再度挑起不同意識形態的國人讓其尖銳對立？而讓社會難有寧日？
盲點之三是轉型正義與國家安全上的弔詭？永續、公平與正義是否僅是美麗的糖衣？內藏或就是國家消亡的苦果？
轉型正義若對於永續、公平與正義的追求，若不是以大歷史的視野與角度為磅秤，以中共至今仍持續對我國家生存的威脅為校正砝碼，充其量也不過是政客為達成其政治利益忽悠人民的把戲。
試觀中共在2013年12月為紀念在20世紀50年代為達成其解放台灣，曾先期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對我進行隱蔽戰線上的潛伏與破壞，經我情治機關破獲其主要組織「省工委」，並策反為首共幹蔡孝乾，進而循線捕獲並依法槍決的共諜1100餘人，特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開闢「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並在其《修建無名英雄廣場銘文》言明興建原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批無名英雄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灣執行任務，犧牲於臺灣馬場町一帶。不論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普天歡慶新中國誕生的時刻，他們始終堅守隱蔽戰線，直到用熱血映紅黎明前的天空，用大愛與信仰鑄就不滅的靈魂。」並針對有姓名事蹟可考者臚列846名，以陰文鐫琢編號刻名於於廣場牆上。而在北京西山公園的無名英雄廣場前，豎立有4個人的雕像，是以1950年吳石案中被槍決6人中的主要共諜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朱楓）4人。
復觀近年來中共對於當年國共相爭在隱蔽戰線上，主其事的情報幹部如李克農、潘漢年、張執一等與國府相關諜戰與滲透國軍經過，或以傳記或專書，甚或影視從早期的「反特片」到現在的諜戰片始終未歇，而諜戰片中2008年出品受人矚目的電視連續劇《潛伏》，內中主角由孫紅雷所飾演的余則成，好事者有謂之其原型即是吳石，當然中共這些作為，一方面是讓其年輕一代勿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鬥爭藝術與衛國一統的犧牲情操」。另一方面也是對我進行統戰，期待我方自有後來人，而甘願為其所用。
反觀國內1995年李前總統時期制定公布《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1996年復於嘉義市成立了國內第一座228紀念公園，1998年復制定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針對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案件致遭個人人身與財產損害者頒發補償金補償。1999年在綠島率先設置全國第一座白色恐怖人權紀念碑，並將所謂白色恐怖時期因政治案件計6310名列為受難者名單，其中不乏現為知名並活躍的政治人物如呂秀蓮、陳菊等均銘刻在碑。
陳前總統執政時期更接續其事，並在綠島、景美兩地，原羈押或拘禁軍人及一般重犯、政治犯所在地，分別規劃成立人權紀念公園（園區），此後綠島、景美兩園區雖名稱數次更迭，終定名為人權文化園區。2011年馬前總統時期在文化部下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下轄綠島與景美兩人權文化園區。2015年同在馬政府時期，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設立「人權紀念碑」，碑上共列有7,628位受難者，其中773位是被判槍決犧牲生命，並將其姓名及其刑期逐一銘石為記於人權紀念碑上。
此中兩相對照弔詭之處有二，一是中共無名英雄廣場臚列的846名「烈士」，均為已為國府槍決者，而景美人權紀念碑上，卻是兩蔣任期的政治案件，生者猶多於死者。而生者中不乏已膺任或現任政府要職者，如呂秀蓮擔任過中華民國兩任副總統，陳菊還為現任高雄市市長。換言之，曩昔所謂白色恐怖受難者身分，早已轉化成為其從政的政治資本，民進黨更因此於2000年贏得總統勝選。此次民進黨再度執政，復再針對兩蔣治台期間，提出轉型正義的促進？豈不是讓人有今夕何夕與不知所云之感？更讓人感覺民進黨已然忘卻扁政府8年的貪腐執政，所帶給社會的災難？
其二是兩岸在台灣隱蔽戰線上的生死鬥爭，如當時遭政府槍決的「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張梗），在中共西山公園無名英雄廣場其姓名位於第53組烈士，而在綠島與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同將張志忠列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以中共將白色恐怖強加於蔣政權，張志忠為中共地下黨成員，始終如一為理想獻身，受兩岸共同緬懷與感念？雖有錯亂？尚能自我解嘲。
然而致若吳石案受國家俸祿的國軍軍官，在中共無名英雄廣場紀念碑上吳石列名第40組，陳寶倉列名第三組，聶曦則列名第31組，中共均視為國家「烈士」。而在綠島與景美人權紀念碑上，吳石、陳寶倉、聶曦，甚至當時跨海而來為中共交通的朱諶之都赫然同時記名於碑，同被政府歸類為白色恐怖受難者。
值此中華民國尚存之際，叛國者反被國家視為受難者，並受國人緬懷與追念豈不荒唐？顯見當時白色恐怖與受難者的定名，為反蔣而反蔣，將共諜亦引為受難者？尤顯作業過程的粗糙與草率。而所謂的《促轉條例》似是而非的要和解先有真相？枉自區分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其實若連叛國者與受難者都矇為一談，你若說這就是轉型正義？我則要說這恐怕只是美麗的糖衣，內藏的實是國家消亡的苦果。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