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也應該關住更深邃的新冷戰在倫理學方面的準備。同屬保守陣營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白蘭斯（Hal Brands）近日發表的〈無道之世：美國能否以非自由的手段拯救自由秩序？〉(The Age of Amorality: Can America Save the Liberal Order Through Illiberal Means?)一文，引用美國神學家內布爾（Reinhold Niebuhr）與二戰名相邱吉爾的諭示，提醒各界「以邪惡的方法作對的事」，本就是人類常面對的困境。
骯髒的比賽、罕見的僥倖？
但面對歷代首要威脅，美國過去到現在，總有與「惡友」(controversial friends)如各種威權、專制、共黨政權合作，甚至動用「非法」方法的前例。聯合史達林打敗希特勒、聯合毛澤東圍堵蘇聯都是。這樣做最終的說服力在於贏得了兩次大戰與冷戰。與中俄對抗在當今關鍵10年，也是「骯髒的比賽」(dirty game)。但事關未來生活方式與文明前景，只要大方向有道德羅盤指引，華府不需拘泥於烏托邦的想法或戰術上的瑕疵。曾支持各種獨裁政權卻贏得冷戰的雷根總統證明，粗暴的手段若為高尚的目標服務，是應予寬容的。
想像一下，互疑的大國正靈活思考怎樣用「枯竭戰」等彈性手段贏得「無可取代的勝利」，臺海護欄可能只會變成未來中美無限制競爭下，一段短暫而脆弱的格柵(latticework)。臺灣在大國衝突第一線，遭遇此種道德與實務的雙重風險，如果還能安渡，若不是全民有極高的智慧，就是國際政治史上，罕見的僥倖。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