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珊在反覆思考後，決定重新求職來分攤家計，也希望從工作上重建成就感。為了安置孩子。她在凌晨 6 點去公立托嬰中心門口排隊抽籤，但名額實在太少只能候補，只好再積極尋覓私立托嬰中心或保母。以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來說，註冊費約 28,000 至 30,000 元，再加上月費需 17,000 元，各家的延托費（逾時接孩子的費用）、保險費以及雜費（如書包、教材等），每個月費用就將近 3 萬元。
然而，若分析珊珊求職的機會，因這幾年缺乏工作資歷，加上媽媽的身分，願意提供職缺的公司多數為時薪制，可以談到的薪資條件約 2 萬多。因此丈夫、婆家以及娘家都認為重返職場是相當不智的，留在家裡帶孩子才是節省開銷的根本之計。只要她再提起求職的事，家人就會指責她，是個自私、堅持離開孩子的失格母親。
撰寫這篇文章的同時，珊珊致電告訴我，她又懷孕了，這次沒有對新生命的期待，而是嚴重的恐慌。她非常希望能吞下幾顆安眠藥幫助入眠，但為了肚內的新生命無法這麼做，最後無奈表示：「目前也只能這樣」。
不得不離開，遞給孩子的告解信
在幾經波折後，我終於在懷孕後期，獲得一份派遣工作。當年為了擺脫不穩定的處境，努力這麼多年，卻因為懷孕又回到派遣狀態，這些際遇說是台灣勞動女性的黑色喜劇也不為過。由於先前職場上遇到的諸多困難，我總是以「奇蹟」來形容得到這新的工作機會，即使孕吐狀況沒有減緩，在職場上仍然不敢鬆懈，期待產假結束後可以順利復職。
育如（化名），是我產檢時認識的孕婦朋友。她產下第一胎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直到孩子滿 3 歲時復職。然而回到公司報到後，卻無法恢復原本的職位。我好奇詢問原因，因為依據法條，受雇者在育嬰留職停薪期滿時是以回復原有工作為原則。原來育如申請停薪時，曾被公司要求簽下一份協議書，內容為考量業務的專業需求，可接受「不保證停薪前的相同職務與所任職部門」。
在這個合法協議下，她的確不能拒絕新的工作安排，然而新的職務內容卻讓她原有專長無法發揮，且部門常將客戶會議安排在 6 點過後，恰好是她必須去幼兒園接孩子的時間，只好多次缺席會議，績效考核總是排最低分。懷上第二胎之後，她提出第二次留職停薪。她無奈地說：「目前也只能這樣」。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7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有 25% 的女性生育後離職，再重返職場的復職率僅 55%，等同於這些離職的媽媽們，近半數從此退出職場。育如的處境讓我更感到不安，親友們都認為我期待這孩子如此久，會選擇育嬰留職停薪，爭取時間與孩子相處；相反的，我卻決定 8 週產假過後，立即復職回到工作崗位，期望這能夠換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