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後大力捐錢就能救起災民？學者曝：這是治標不治本，「這樣做」才是真救人一命！

以改善社區內的「社會階層不平等」狀況為長期防災目標，短期而言，至少要加強這些社區的防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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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災到水災，台灣災難趨勢正改變

以消防隊為例，台灣的消防體系由日治時期開始建置，台灣早期木造建築較多，日常生活方式也比今天容易引起火災，因此消防分隊的地點、器材、人員訓練大多是以救援火災為主。

隨著氣候極端化、都市建築汰換，水造成災害的力量已經超過火了，例如豪雨帶來的水災、土石流，但是消防系統的改革還跟不上災害系統變遷的速度。

天災頻繁，「災難社會學」研究在台灣卻是相對冷門的研究領域。林宗弘說，台灣的防災研究是相當斷裂的，相關學者分散在不同學術機構，不易合作。例如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颱風研究中心等，分別隸屬不同單位，缺少整合性的資料庫和策略研究。

他認為，近年在防災處置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話經常不足或是失焦。台灣可參考美國政府聯邦急難管理署 （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成立災難管理部門，以整合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知識，評估災難風險，並統整不同救難單位協調救災。

林宗弘提到，莫拉克風災之後，人文學科領域的主要論點是原地重建，以保留傳統部落爲價值取向。大氣與地質科學方面的觀點則認為，當地環境就是容易發生土石流，會不斷耗費重建資源。雙方未能理解彼此的觀點，也難以合作產生新的觀點與方法。

台灣的災害結構是複雜的動態系統，需要不同學門合作才能評估當下的災害風險，防災措施也應隨著氣候與社會的變遷調整。

研究天災人禍，感受普世性的自然與人性

林宗弘於 2009 年進入中研院擔任助研究員，報到時恰巧莫拉克風災肆虐台灣中南部，當時他正在四川調查汶川大地震的災後重建狀況，這也是他進入災難社會學研究的首個研究成果。在四川進行田野調查時，他以災區「地方社會」的作用以及「災民的主體性」為研究重點。

他說，「我曾經拜訪過一位社區重建組織的領袖，是一位在震災中失去雙腿、和一條手臂的女性。即使失去肢體，她依然相當積極，活躍地聯繫社區成員，改善每個人的處境。」

在兩岸三地的不同社會進行研究時，一開始總會感受到文化差異，但是隨後浮現的，是相似的物質困境以及人性。

除了災難社會學，林宗弘曾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博士，也專精於分析華人社會階層化，隨著許多菁英學者展開中國社會學研究。他認為，相對於中國的威權政治，台灣的民主體制讓社會建立更高的韌性，但是隨著社會階層化加劇，中下階級或弱勢族群的脆弱性可能提高，社會整體的風險也會隨之惡化。

博士班之前，林宗弘曾在全國產業總工會擔任宣傳部主任，協助關廠工人抗爭、在勞委會前埋鍋造飯。他也曾和其它學者合著獲得 2012 年金鼎獎的《崩世代》，探討台灣社會在跨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政策的運作下，即將遭遇的財團化、青年貧窮晚婚晚育，導致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的社會危機。

他說，博士班之前，忙著工運，從沒想過自己會來「讀書」，後來工運工作過於疲乏需要轉換心情，才試著攻讀博士。現在依然想改善勞工的處境，但是方式改變了，從事學術工作也很有成就感。

林宗弘說明，現在團隊延續的研究，是對《崩世代》的補遺。「我們發現，除了階級因素之外，『世代』因素也影響許多社會現象。例如控制其它所有因素後， 台灣 1980 後出生世代的起薪與薪資成長率，就是比稍早的世代低。台灣現在有許多政治權力、文化價值觀的拉扯與衝突，都是以『世代差異』為重要來源，這是很有意義的研究方向。」

採訪編輯／林任遠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標題：災前改善社會不公，才是真正地救人一命）

責任編輯／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