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一九六七年生，台港兩位作家駱以寫、董啟章以一年書信往返，筆談創作途中風景，困頓常多於歡愉，彷如在各自的荒墟探險之夢中尋找出口又是自難自苦地更深入，並對這時代整體遭棄廢墟般的失重荒蕪感的持續總體檢。文中，「瘦」的是董，「肥」的是駱，不論肥瘦，他們以沈靜的文字，為彼此的孤獨療癒。
瘦：
這個題目何其悲傷，我想到托塔天王李靖，當他兒子犯下天條殺了龍王，他是要擎起神兵，將那犯天條的兒子擊斃，所以才有哪吒刮骨還父、剜肉還母─「人間身分的放棄」。其實我青少年時跟一群「壞朋友」鬼混，有次捲入一勒索事件，主要是對那時我的理解，我們勒索的那傢伙是個非常壞、欺善怕惡的爛咖。但這事被教官查到了，對方的父親是那年代，人事行政局的高官，來我們學校時擺著陣仗，我們學校總務主任、人事主任、教務主任排成一排恭敬迎接。這事讓我父親覺得非常羞恥，他讓我跪在祖先牌位前，說「我們駱家沒有你這個後代」，他一個月不和我說話，視而不見，等同斷絕父子關係。對他而言，打架、被學校退學，這些都是混帳事，他可以揍我，處罰的儀式後他可以原諒我，問題是「勒索」這麼可恥的行為（我哥們且把錢花了），那讓我父親無法在他相信、實踐的儒教義理價值，找到可以迴旋變幻、辯說的任何形式。那就是實實在在的惡，所以他的處置方式，是某個切面的托塔天王，「當我沒生你這孩子」。那在我青春期的印象是，我被「人間失格」了，那樣的我像哪吒一樣，父給予的「道德肉身」在這個層次上被收回了。
如果要藉蓮蓬、荷葉、荷花為「新的道德存有」，我想或許二十出頭時，那時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福克納、三島，「惡」的繁花是那樣進入我的體內，我一直沒想像過「如果我的孩子，犯下了那樣的罪？」很長的時間，我想的是「我犯下了那樣的罪？」譬如柯慈的《屈辱》，我（或我身後延伸向我不知的歷史）掉進了那麼難解、無從解的「罪的深井」，社會化的、鋪天蓋地的法律、道德、人群語境，都宣判你進入一「不再有渥茲華茲浪漫主義之美的光焰」，一個極窄的恥辱的世界。事實上，他被迫扔進一個「用教授的權勢強姦女學生的無從辯解的恥辱狀態」，像一尾小丑魚被海葵的千萬觸鬚捉住，要到灰白死去為止。一如傅柯說的中世紀那些監獄或瘋人院，他們一生犯下那光怪陸離的惡行，像夢遊者、無人間語言能解釋的殺父母親人、連續殺人，最後，留在檔案裡的關於這人的一生綜觀，短短的記錄「像一行詩」。
鄭捷的地鐵無差別殺人事件後，台灣有人在文章提及卡繆的《異鄉人》，那是什麼？如果用小說，幾乎已去過人類各式各樣「惡之地窖」的小說，我們大腦裡的觸鬚去想像、趨近理解，為什麼會作下這樣的惡？將別人的頭砍下，在公車上集體輪暴一個女孩，《CSI》或馬修‧史卡德的城市裡各式各樣殺人的行為、動機；文革時為什麼他們會匿身進一瘋狂的群體，旁觀著或加入對某個落單者的施暴，把自己獨立思考的獨特性完全繳械；「為什麼」這件事就耗盡了我啟動小說的「同情和理解」，「為什麼會失去人類的文明臉貌？」真的，我從未想過「如果是我的孩子犯下那樣的……」一直到你提出這個問題，我心中暗想「啊！你是比我進化的心靈」，也許我在「父親」的角色上，始終和鄭捷的父親，或那些殺人犯的父親，那些惡人的父親一樣，除非惡的黑盒子被撬開了，否則你永遠童話的相信你的孩子是那個柔軟的天使，是那個害羞的小孩，如那些法庭上的證詞「他是個很乖的孩子」。
「如果……」這個提問悲傷到無以復加，我試著想像我可能會有的兩種反應：
一、像我父親，像托塔天王，那個惡的黑洞，讓父親安身立命於這個道德網絡的自我想像位置徹底崩毀。「我沒有你這個兒子」「懇請法官判處他極刑」，社會身分的「法律規定的賠償」，或親手殺了他。
二、「我永不放棄你」「我不知道為何你會變成怪物？但我會陪伴你」，也許我會自殺，但不是為謝罪，而是對那樣的倫理難題無從解。
好像分裂成兩個行動的選項，但其實是同一個「人間多出的格（而非失格）」，即「寫小說的人」和「父親」的相同與相悖。我們孵育一個小說時，讓它在我們內視的倫理全景子宮裡漂浮，長出基因數超出人類所需的，它的毛髮、皮膚、心臟、眼珠、血管，它必須「活在」那脫離我們後，自為的宇宙（否則就是失敗的小說），每一被翻開，它就活一次，全面啟動那我們已不在了的時光，即使它缺心少肺，面孔模糊，它都帶著對這世界的悖德性─質疑並且挑釁。
然而，當我們「生出」兒子，並逐漸發覺我們被收進他們的時光，我們被（像被收進金角大王的法寶兜囊）收進他們的世界，我們變成比較像讀者，而非創造者，我們擁有的知識、道德想像力、情感的調度，就像一個讀者那樣卑微可憐。那個擔憂、不能承受「他將犯下的……」對我們的痛擊、撕碎，他逐漸長大，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有一天將判定他是個怎樣的人的這個巨大維度子宮，不見得比那個他、可能是怪物的他，更美好和諧，在美德的種子與惡的種子的秤盤上，更往讓我們鬆口氣的那端傾斜。───肥
肥：
這個題目我遲疑了很久，不肯定要不要寫。特別是早前不久台灣捷運發生的事，震驚和傷痛猶在，實難以抽離地談論。這是個一直令我感到困擾的問題。我是在成為父親之後，才對這類事件變得特別敏感。每次發生諸如美國校園槍擊案之類的事件，從父親的角度而言，我都會不期然想：究竟是受害者的父母痛苦些，還是施害者的父母痛苦些？而從寫小說的角度看，作為一種人物代入的方式，最難想像的不是那些無辜受害者的狀況，或者他們的家屬的心情，也不是那些性格孤僻、沉迷暴力的年輕犯人的動機，而是施害者的父母的感受。
孩子幹下了那種事，他的父母即被封鎖在深深的無言之中。無辜受害者以及他們的親屬令人深感同情，而他們的傷痛是人類自古以來就存在的遭逢厄運的傷痛，在文學或一般語言運用上（甚或只是聲音上的哭喊或嗟嘆），也可以得到雖非充分但卻恰當的表達或釋放。但是，身為父母，自己的孩子幹下了那樣可怕的事情，內心的痛苦卻是人類現有的語言所無法表達的。事實上他們已經喪失了說話的資格，就算是如何道歉也會被指責為虛偽作態，但他們又同時失去了保持沉默的權利，因而不得不公開道歉甚至是悔過。犯事者的父母同樣遭逢無法控制的厄運，但卻不能以受害者自居，而無可避免地要扮演施害者的角色，與孩子共同負上罪咎，甚至會被認為應該比孩子負上更大的責任─父母變成了事件的原罪犯。
這並不是遷怒於父母這麼簡單，而是我們的社會相信，孩子完全是父母教養的塑成品。孩子品質或行為的好壞，完全取決於父母有沒有履行應有的責任，以及懂不懂運用正確的方法。個人的塑成的其他因素，諸如社會、教育、文化、天生的性格、心理障礙或無法預測的偶然性，都不在考慮之列。至少，在這種非常態的慘劇發生之後，所有可能的理解（更不要說同情）都被強烈的悲憤所排除，而全力導向責任之追究。而矛頭指向犯事者本身是不夠的，因為犯事者的年輕意味著他無法承擔那巨大惡行的重量，又或者他微小薄弱的身影（這種犯人往往並不是人們眼中的強者而是弱者）跟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完全不成比例，致使那剩餘的部分不得不落在他的父母或教養者身上。
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在《倫理21》中談到，日本父母為子女犯錯而承擔責任的情況非常普遍。他舉出七○年代初的連合赤軍事件為例，指出參與其中的青年的父母為此承受了社會的強烈指責，而不得不為孩子的行為公開道歉，承受失去工作或者無法正常生活的懲罰，甚至有父親為此而自殺身亡。柄谷對於所謂「世間」對父母們施加的壓力痛加批判，視之為扭曲的倫理表現，而對父母們的道歉和自殘則感到憤怒。他認為就倫理上說，青年期以上的人應該被視為獨立的個體，而要對自己的行為負上全責。父母屈從於公眾壓力代孩子認錯，本身就是對人的個體獨立性的放棄甚或是不尊重。
父母責任的問題是爭議性的，我們很難在這裡說清楚。我只是覺得，在每一次發生這樣的悲劇的時候，社會上大部分也身為父母的人們，也許可以嘗試易地而處，思索一下「如果是我的孩子幹下了那種事情」這樣的一個可能性。「父母要對子女的教養盡責任」和「父母要對子女的行為負責任」，兩者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有極大的差異。前者的主動性在父母的一方，只是意願和方法的差別；後者卻不但不完全在父母的控制範圍以內，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在此以外。盡責任的父母的孩子出現差錯，並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而要免除於這樣的不幸的可能性，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要成為父母。而我聽過的最悲哀的故事莫過於，患有過動症而天生有嚴重暴力傾向的孩子的父親，為了阻止日漸長大而力氣漸壯的兒子有一天犯下害人的暴行，橫心把兒子殺死然後自殺。天下父母心，這最最可憐。───瘦。
（附註：鄭捷於2016年5月10日晚間伏法）
＊本文選自印刻文學出版的《肥瘦對寫》，作者為駱以軍、董啟章。駱以軍（代稱：肥、胖）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專職作家；董啟章（代稱：瘦）一九六七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於書內，兩位作家分別以代號「肥、瘦」進行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