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裏用了「載欣載奔」的成語，俞老師給劃了個大紅叉，說：「怕人家不知道你讀過陶淵明嗎？」、「讀過陶淵明就要隨手拿人家的東西嗎？」、「人家的東西拿來你家放著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適嗎？」
直到我活到了當年俞老師那樣的年紀，已經健忘得一塌糊塗，是在甚麼樣的上下文聯繫之間用了這個成語，已經不能想起。只依稀記得有兩個穿著蓑衣在雨中奔跑的農夫——說不定也只是一則簡短的看圖說故事吧？
但是俞老師足足罵掉我一整節的下課時間，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強調的是文言語感和白話語感的融合。同樣是「載……載……」我們在使用「載歌載舞」的時候或許不會感到突兀；而用「載欣載奔」形容高興奔跑，卻難掩那雅不可耐的彆扭。
五年級下學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師出了個作文題：〈放學後〉。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績空前地差，在發還作文簿的時候，俞老師還特地用我的那一篇當反面教材，聲色俱厲，顯得浙江鄉音更濃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個十萬八千里，翻甚麼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寫的是四個字、四個標點符號：「打啊！殺啊！」——這當然是指放學之後校車上最常聽見的打鬧聲。之後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寫道：「我是坐校車上下學的……」
俞老師搖晃著我的作文簿，接著再罵：「打啊殺啊跟你坐校車有甚麼關係？文從字順是甚麼意思你不懂嗎？上面一個字跟下面一個字可以沒關係嘛，上面一個詞跟下面一個詞也可以沒關係嘛，上面一句話跟下面一句話也可以沒關係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沒關係嘛！」——你已經聽出來了，老太太說的是反話！接著，隔了五六個同學，她把作文簿扔過來了，全班同學一時俱回頭，都知道是我寫的了。他們當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師是因為失望而生氣的。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說。
從俞老師帳下，一直到高三，前後八年，教過我國文的還有孫硯方老師、陳翠香老師、申伯楷老師、林學禮老師、胡達霄老師、魏開瑜老師；幾乎每一位國文老師都當堂朗讀過我的作文。那些一時為老師激賞、同學讚歎的東西究竟是些甚麼東西？我連一句、一字都記不得了，五十年春秋華髮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載欣載奔」和〈放學後〉那蹩腳的起手式。兩番痛切的斥責，則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來興許有些沉重，卻在我成為專職寫作之人的時候，時刻作用著。無論我日後寫甚麼、也無論使用甚麼書寫工具，時刻在我眼前浮起的，總是米黃色打著綠格子的摺頁毛邊紙，也總是那濃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說得雅馴一點，俞老師講究的就是語感協調、結構嚴密，但是教人寫作，雅馴之言雖簡明扼要，卻顯得空洞、飄忽。我很慶幸，在我求學的過程裏，那麼些老師裏面沒有一個教我甚麼是類疊法？甚麼是排比法？甚麼是映襯法？他們只要帶著飽滿的情感朗誦課文，在上下文相互呼應之際，遞出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就足以讓學子體會：甚麼是語言的美好。
初中畢業前夕，高中聯考在即，卻由於不大受管束，又浮盪著那種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會踏進校門的惆悵情緒，我們在校園各個角落裏尋找著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學。有的拿出紀念冊，要個題款或贈言；有的伺機遞上自覺帥氣的照片，要求交換留影。我則帶著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週記》，在理化教室旁的樓梯上攔住了蘇尚耀老師，請他給簽個名。他從中山裝胸前的口袋裏拔出老花鏡戴上，工整地簽下了名字。我問他：「為甚麼老師說：『寫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
他乍沒聽清，我又問了一次，他沉吟了一會兒，才說：「作文是人家給你出題目；真正寫文章，是自己找題目；還不要找人家寫的題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覺小學、中學一起畢了業。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文章自在》（新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