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紐西蘭在客場以5-0取勝。
事實上，沙烏地在主場用了45分鐘就被紐西蘭連進五球，下半場雙方互無進球。按當時賽制，在積分和淨勝球相同的情況下，紐西蘭將與中國隊加賽一場。
緊急集結後的中國隊甚至在附加賽舉辦地的問題上與紐西蘭較了一番勁，最終國際足聯將之定在有較多華人的新加坡。但此刻對賽程的執著似乎為時已晚，1982年1月20日，以技術見長的中國隊以1-2敗在身高體壯的紐西蘭人面前。
「0-2輸的時候，最後應該放手一搏了，但是最後那些時間，大家都很緊張，」劉利福回憶說。他當時並沒有入選附加賽的中國隊18人大名單。
「有些太緊張了，沒有發揮出自己的一些正常水平。」
事後，國際足聯和亞足聯從未有過關於沙特是否打「默契球」的印證，但是在中國球迷記憶裡，重新開放之初的中國足球為自己的「年輕」付出了代價。
此後的中國足球又在衝擊世界盃決賽圈這條路上經歷了接連的失敗——1985年的「折戟沉沙負香港」、1989年的「只差一步到羅馬」，以及1997年的「魂斷金州」等。對中國隊的歷次失利，中國媒體往往都以近乎詩意的標題記錄著一種情結。
但多年以後，對於1981年那一屆重新走回世界足球行列的國家隊，中國人似乎總是帶著一種懷舊之情。
「那次機會如果衝出去了，對於中國足球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飛躍，」如今在基層參與青訓工作的劉利福說。
金汕也有同樣的感慨：「這層窗戶紙不捅破了，它可能是越捅越著急。」
「如果第一次就衝出去了，大家也不會那麼急迫，對足球隊的埋怨也不會那麼深。」
2002年之後，中國足球未再接近過世界盃
1997年逝世的鄧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見證中國男足闖進世界盃決賽圈。事實上，在1982年之後，中國用了20年才第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圈——這一次，他們得到當時最理想的抽籤結果，在日韓作為東道主無須參加預選賽的情況下，中國又在最後階段分組成功避開了實力最強的對手沙烏地和伊朗。
2002年之後，中國足球未再接近過世界盃，甚至2002年的高峰後來也成為了低谷的開端——那一屆國家隊當中有三名國腳在幾年後中國足球的大規模打黑反腐行動中被捕入獄。
改革開放之初那一屆距出線一步之遙的國家隊，在某種意義仍承載著一種打開新局面的英雄主義。
進入21世紀的中國在眾多領域上實現了鄧小平當初的憧憬。40年後，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物質生活和消費主義早已從意識形態敵人的產物變成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實力象徵。甚至在體育領域，中國在很多項目上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出現顯著成效——在夏季奧運會的獎牌總數上，僅參加過10屆賽事的中國已經排入前四（除了已經解體的蘇聯之外，前六位的國家都比中國參加奧運會次數多一倍以上）。
然而，就像批評者質疑中國經濟發展缺少自由市場的真正基礎一樣，在足球隊離世界盃仍然遙遠的時代裡，中國能否算得上真正的體育大國？
體育總是試圖排斥政治的束縛，但是正像德國學者霍姆伯格（Heidrun Homburg）在論述國際足聯解決中國成員資格問題時所指出的那樣，體育也常常證明了是推動社會政治形勢的重要工具。
無論鄧小平是否對足球與中國的關係有類似的認識，作為務實派的他似乎從未明確將兩者聯繫在一起。接受BBC中文採訪的學者也表示不願意將足球與政治混為一談。金汕在電話訪問中指出，鄧小平「舉重若輕」的領導作風令他除了「從娃娃抓起」這樣的片言隻語之外，基本不會對足球發展「做什麼具體的指示」。
這個國家的足球仍然在尋找它的答案，而奇妙的是，這個答案竟然似乎比中國的其他答案更難得到。
為中國指過太多方向的鄧小平大概並沒有打算替中國尋找這個答案。1974年，官員為第二次復出後的鄧小平播放他喜歡的世界盃紀錄片，當時仍在等待走上歷史舞台的國務院副總理會花上幾個小時觀看。
據官方文獻裡的官員回憶，鄧小平在看足球影片期間很少說話，但卻會迫切地問：「還有什麼？再放！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