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在很多領域上都實現了鄧小平當初的願景，但是在他鍾愛的足球上，很多人的美好回憶仍停留在改革開放後的那個「第一次」。
1977年夏天，中國青年足球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與香港代表隊爭奪「長城杯」足球邀請賽的冠軍，這是文革之後的中國第一次舉辦大型足球邀請賽事。
當一個1.57米的身軀出現在主席台上時，根據新華社發布的當日消息，現場觀眾全體「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根據中共的公開文獻記載，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露面，也是在文革期間被流放的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
而現場的反應在當時令人難以忽略——70年代末的中國民眾往往會近乎鴉雀無聲地觀看任何比賽，而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之後沒有明確接班人的情勢下，人們似乎也忌憚於公開自發地表達對一個人的好惡。體育文化學者、當代北京史研究會常務理事金汕向BBC中文回憶說，當時現場廣播提到與「四人幫」有關的吳德、吳貴賢等名字時，現場還有起鬨的聲音，「所以那場比賽遠遠超過了足球本身」。
其時73歲、剛剛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借一場足球比賽再次回到公眾視野，對於當中的寓意，媒體和歷史學者都沒有確認過。不過，中外媒體都把那一個瞬間看作是鄧小平得到公眾支持的一個明證，指他是從那一刻確信，自己有能力領導這個國家。
一年之後，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意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對足球的著迷已成傳奇
鄧小平對足球的著迷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他個人傳奇的一段小插曲。中共公開文獻在提到鄧小平的球迷情結時，總會說到他在青少年時代法國留學期間，正值巴黎主辦第八屆夏季奧運會，而鄧小平為了看足球比賽而典當了一件外套的往事。
鄧小平本人未有公開證實過自己當時看的是哪一場比賽，而那一屆烏拉圭曾在4.5萬名觀眾面前5-1大勝東道主法國，並最終奪冠，六年後又稱霸第一屆世界盃，足以令任何人生軌跡上與此相交的人留下永遠的足球記憶。
半個多世紀後，當那個用衣服換球票的青年曆經磨難成為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政權領袖時，很少人再提及他留學歐洲的歲月，但中國卻打開了面向西方的一扇門。
之後幾年，他對部分產業打開了去國家化的大門，也向外國投資開了綠燈——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令中國在幾年之內扭轉了糧食短缺問題。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沒有忘記年少時的另一個憧憬——他希望令中國重新開始在足球場上衝擊世界盃。
劉利福：「好像做夢似的」
北京籍球員劉利福記得，1981年9月，他在工體鴉雀無聲的6.3萬名觀眾中間看中國國家隊在世界盃預選賽上以0-0戰平紐西蘭。一個多星期後，他隨北京隊在泰國比賽，又在電視上看到中國隊客場以0-1輸給同一個對手。
之後，他接到了來自大使館的電話，他被國家隊教練蘇永舜緊急召喚入隊，參加接下來的比賽。
回想起來，劉利福表示自己「好像做夢似的」——憑藉機敏的頭腦和左腳的功夫，他從一個國棉廠子弟成為北京青年隊球員，之後又進入北京一隊，又在1977年入選國家隊。但在這一天之前，他對於參加世界盃並沒有太多想像。
而當時的中國也一樣。此前中國唯一一次參加世界盃的嘗試是在1958年世界盃預選賽（以淨勝球差被印尼隊淘汰）。之後，由於「台灣問題」，中國宣布退出國際足聯（FIFA）。此後的20多年，政治被凌駕於足球之上。中國民眾習慣了安靜地觀看自己的足球隊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來訪球隊打出各種平局，並按照指示所規定的時間全體鼓掌。（1975年的全運會決賽甚至出現遼寧與廣東隊「並列冠軍」的結果。）
在劉利福第一次入選中國國家隊的1977年前後，中國足球也同時看到了開放的希望。隨著1972年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地位的承認，國際足聯也開始重新邀請中國加入，並在FIFA第一名非歐洲人主席、巴西人阿維蘭熱的斡旋下，於1979年10月幾乎與國際奧委會（IOC）同時迎來中國的重新加入。
「因為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體育文化學者金汕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說，「西方也認可中國，中國自身也得與時俱進，不能夠說，『我來了，必須讓台灣走』，後來就各讓了一步——就是中國以國家的名義，台灣以地區的名義。」
「這個問題，我覺得也只有改革開放之後，才能有這樣的思路，」他說。
同時，中國人對足球的認識也在短時間內打開了眼界。1977年，比利（Pele）領銜的美國紐約宇宙隊（The New York Cosmos）訪華；之後一年，小部分人又從新買來的彩色電視機上看到了1978年世界盃決賽的轉播。
在和宇宙隊的表演賽中，劉利福打入一球，甚至還曾帶球穿了貝利的襠。賽後，球王曾向媒體表示，劉利福以及當時中國隊的另一名主力容志行，應該嘗試到歐洲踢球。
「這也算是我的一大轉折吧，一進國家隊就趕上了，」劉利福在電話中回憶說，當時第一次與世界級球星較量的經歷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我的感覺是，我當時就是一個井底的蛙，看著頭上那一點天，外邊的一點都不知道。」
只不過去歐洲踢球的鼓勵當時並無法實現。「那個年代，中國輸送出去的球員基本上沒有，所以當時咱們只能一聽，」劉利福笑說。
沒有捅破的窗戶紙
不過，中國國家隊畢竟還是帶著一種不為外界所瞭解的實力來到了世界盃預選賽，並且在第一階段擊敗日本、澳門、香港和朝鮮，進入外圍賽最後階段。
在老一輩的中國球迷當中 ，這是一段眾所周知的歷史。中國隊與科威特、紐西蘭和沙烏地阿拉伯爭奪兩個世界盃決賽圈名額。在1981年9月底和10月初與紐西蘭一平一負之後，中國連勝三場，其中包括在工體主場以3-0擊敗當時的亞洲盃冠軍科威特。
那三場勝利將中國隊放到了出線的有利位置，也令廣東籍的容志行、古廣明，天津的左樹聲，以及與劉利福並稱「北京二福」的沈祥福等球員變成了全國球迷耳熟能詳的名字。其中容志行在腳踝逢八針的情況下帶傷射入對科威特的第一球，令他一時成為國家英雄。
之後11月30日客場對科威特的比賽，中國隊只要取勝就能確保出線，但是儘管亞洲盃冠軍以一球擊敗中國隊，中國足球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進軍世界盃夢想依然很近。
但之後發生的事情成為中國足球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據劉利福回憶，最後階段預選賽的賽程抽籤在沙特進行，而中國當時由於與沙烏地阿拉伯尚未建交，代表官員只能繞道以經停的方式前往抽籤儀式，最終未能及時趕到。
「再到那兒以後，抽籤的時間已經過了，中國算缺席抽籤，」劉利福回憶說，當時他聽說是在中國隊代表不在場的情況下編定了賽程，在中國隊最後一場作客科威特的比賽之後，預選賽還有另外三場比賽未進行。
「當時也是中國對國際比賽的次序……太幼稚了，」金汕如今回憶說，「就是中國當時隔離世界——包括亞洲——太久了。」
「甚至當時的體育官員還有一種糊塗的認識——他就說不管怎麼安排賽程，你都把它贏了，它怎麼安排也沒辦法。但事實上，它不是這樣的。」
在12月19日沙特主場迎戰紐西蘭隊的最後一場比賽之前，紐西蘭比中國少勝一場，淨勝球差五個——這意味著大洋洲這支力量型打法的球隊要在客場贏沙特五個球或以上，才能阻止中國隊直接進軍西班牙。
與後來的媒體普遍的記載不一樣，劉利福記得，當時已經進行完所有比賽的中國隊並沒有放假，而是在北京「原地休息」等候其他球隊的比賽結果，而他自己甚至預想到了可能的結果——已經鐵定出局的沙烏地阿拉伯可能選擇「兩邊不得罪」的做法。
劉利福說，他後來的太太當時在文工團，家中有電視可以看直播。看球前，他對女朋友說：「我們晚上肯定要集中。」
結果，紐西蘭在客場以5-0取勝。
事實上，沙烏地在主場用了45分鐘就被紐西蘭連進五球，下半場雙方互無進球。按當時賽制，在積分和淨勝球相同的情況下，紐西蘭將與中國隊加賽一場。
緊急集結後的中國隊甚至在附加賽舉辦地的問題上與紐西蘭較了一番勁，最終國際足聯將之定在有較多華人的新加坡。但此刻對賽程的執著似乎為時已晚，1982年1月20日，以技術見長的中國隊以1-2敗在身高體壯的紐西蘭人面前。
「0-2輸的時候，最後應該放手一搏了，但是最後那些時間，大家都很緊張，」劉利福回憶說。他當時並沒有入選附加賽的中國隊18人大名單。
「有些太緊張了，沒有發揮出自己的一些正常水平。」
事後，國際足聯和亞足聯從未有過關於沙特是否打「默契球」的印證，但是在中國球迷記憶裡，重新開放之初的中國足球為自己的「年輕」付出了代價。
此後的中國足球又在衝擊世界盃決賽圈這條路上經歷了接連的失敗——1985年的「折戟沉沙負香港」、1989年的「只差一步到羅馬」，以及1997年的「魂斷金州」等。對中國隊的歷次失利，中國媒體往往都以近乎詩意的標題記錄著一種情結。
但多年以後，對於1981年那一屆重新走回世界足球行列的國家隊，中國人似乎總是帶著一種懷舊之情。
「那次機會如果衝出去了，對於中國足球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飛躍，」如今在基層參與青訓工作的劉利福說。
金汕也有同樣的感慨：「這層窗戶紙不捅破了，它可能是越捅越著急。」
「如果第一次就衝出去了，大家也不會那麼急迫，對足球隊的埋怨也不會那麼深。」
2002年之後，中國足球未再接近過世界盃
1997年逝世的鄧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見證中國男足闖進世界盃決賽圈。事實上，在1982年之後，中國用了20年才第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圈——這一次，他們得到當時最理想的抽籤結果，在日韓作為東道主無須參加預選賽的情況下，中國又在最後階段分組成功避開了實力最強的對手沙烏地和伊朗。
2002年之後，中國足球未再接近過世界盃，甚至2002年的高峰後來也成為了低谷的開端——那一屆國家隊當中有三名國腳在幾年後中國足球的大規模打黑反腐行動中被捕入獄。
改革開放之初那一屆距出線一步之遙的國家隊，在某種意義仍承載著一種打開新局面的英雄主義。
進入21世紀的中國在眾多領域上實現了鄧小平當初的憧憬。40年後，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物質生活和消費主義早已從意識形態敵人的產物變成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實力象徵。甚至在體育領域，中國在很多項目上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出現顯著成效——在夏季奧運會的獎牌總數上，僅參加過10屆賽事的中國已經排入前四（除了已經解體的蘇聯之外，前六位的國家都比中國參加奧運會次數多一倍以上）。
然而，就像批評者質疑中國經濟發展缺少自由市場的真正基礎一樣，在足球隊離世界盃仍然遙遠的時代裡，中國能否算得上真正的體育大國？
體育總是試圖排斥政治的束縛，但是正像德國學者霍姆伯格（Heidrun Homburg）在論述國際足聯解決中國成員資格問題時所指出的那樣，體育也常常證明了是推動社會政治形勢的重要工具。
無論鄧小平是否對足球與中國的關係有類似的認識，作為務實派的他似乎從未明確將兩者聯繫在一起。接受BBC中文採訪的學者也表示不願意將足球與政治混為一談。金汕在電話訪問中指出，鄧小平「舉重若輕」的領導作風令他除了「從娃娃抓起」這樣的片言隻語之外，基本不會對足球發展「做什麼具體的指示」。
這個國家的足球仍然在尋找它的答案，而奇妙的是，這個答案竟然似乎比中國的其他答案更難得到。
為中國指過太多方向的鄧小平大概並沒有打算替中國尋找這個答案。1974年，官員為第二次復出後的鄧小平播放他喜歡的世界盃紀錄片，當時仍在等待走上歷史舞台的國務院副總理會花上幾個小時觀看。
據官方文獻裡的官員回憶，鄧小平在看足球影片期間很少說話，但卻會迫切地問：「還有什麼？再放！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