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臺灣還自認為是一個相當高度國際化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話，則最近這兩個十年間(two decades)，市場經濟的最核心動能引擎的，以「私有財產」理性為基礎的企業公司組織，卻正遭遇到極其嚴厲的「社會化」傾斜所摧殘與變性。而這樣子地改變「公司」(corporations)的本質屬性，則已足以完全顛覆自由市場經濟基本體制與價值觀。
「私有財產」公司被嚴重「社會化」議題
將民間企業公司的本質屬性，由「完全私有財產」逕予轉化為「大局部公共財產」的「社會化」企業之結果，其實已是一個極為嚴肅的立國精神與治國意識形態根本扞格的重大挑戰課題，真的，是當前政府與民間都必須要嚴正以對的。
最近發生在國內的，因為要護盤股匯市而引發的「獨立董事」與「董事長獨立性」職能任務角色有關問題，使得這一「私有財產」公司被嚴重「社會化」議題浮凸而出。
七月起國內股匯市崩跌頹壞，政府出手護盤成了社會熱望課題。正因為護盤股市需要，竟也引申出一些「公司統理」的核心爭議問題來；其中最引人興味，也涉及到整個國家經濟體制爭議的課題是，獨立董事的屬性腳色與功能任務，以及所謂董事長獨立性的鞏固維護問題。
公股銀行的樣板秀
在政府維護股匯市行動之中，「公股多數之銀行」的角色任務，當然是相當舉足輕重的一支。尤其是在民粹當道的今日社會，公股銀行董事長的行事作為，就要被拿來作為「對自己銀行本身的經營信心」及「在股市護盤用力程度」的矚目指標了。
第一金控的官派董事長蔡慶年，因為是今天所有主要公股銀行董事長之中，唯一「零持股」的董事長，以致引發第一金控員工不滿而大反彈，也同時變成社會熱議的「重大財經問題」（儘管事實並不該如此看待）。
蔡慶年是典型的官派董事長，到任既滿五年以上，卻至今連一張第一金控的股票也沒有，即使在其任內，第一金控既有數次現金增資發行，但蔡慶年「零持股」紀錄，則一直維持五年不變，與其他所有類似出身公股銀行的董事長們，最起碼都至少持有所任職銀行二、三十萬股甚至五六十萬股的情形，的確是完全不同。
也因此，在這次國內股市崩塌期間，最需要官股護盤的時刻，蔡慶年竟依舊不動如山，以致員工及外界看法咸認為，坐領高薪的董事長卻根本不參與現金增資，放任股價瘦弱乏力，「究竟是用什麼心態在經營公司？」，是否其本人就對公司前景沒有信心，或者根本是在「吃碗內、看碗外」。
官派董事長當然是秉持「董事長獨立性」的「獨立董事」
但從今天整個公司法令及證券法規的規範來看，蔡慶年的「零持股」，是有可以理解的餘地的。
第一，蔡慶年既是官派董事長，在職能地位屬性上，是屬於官派的獨立董事長型態，為了維持其獨立超然地位，原本就沒有要求其必須持有股份（即出資的投資人）的必要；
第二，作為公司企業的董事長，依2001年美國恩隆（Enron）公司案後的「企業改革方案」（Corporate Reform）之公司修正案精神，就是要求公司的統理機構（corporate governance）必須做到「董事長獨立性」（CB independency）及「獨立董事」的獨立性。董事長與公司經理人之間的交易行為，當然是絕對禁止的。而同樣的，在台灣的證券交易法，也將董監事的「內線交易」做了最嚴格的限制。
「資合法人」公司的董事卻必須「有股份在手」
對於像蔡慶年這樣的官派董事長，既是一種「獨立董事」屬性資格，又是「董事長獨立性」規範要求的對象，則「零持股」應該是對其個人及市場社會最安全，也是最兩全的策略做法，或許社會觀感不佳，但是卻絕對合法亦且合理之舉。
當然，從蔡慶年爭議案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行公司法制對於強制企業公司組織必須「高度社會化」發展的「絕對理盲」與「絕對違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公司」組織是誕生於產業革命之後的經濟社會，是可以為經濟社會「造餅」或進行有價值經濟活動行為的「自然人」之外的，最主要「獨立法人」，公司是「資合的法人」，也就是係由集合資本（金）構成的一種可經濟行為之「法人格」，則公司代表人（理監事）必然是從全體公司出資人（投資人）之中推舉選拔出來的「有股份在手」之人，董監事，當然也必須是具有投資人（出資人）身分的人，才夠資格擔任，也正因為如此，彼對公司的成敗生死，須有「生命與共」的感受，也才足以真正「負起代表人應負的責任」。
「絕對理盲」地剛性強制企業公司「高度社會化」
但是，在過去不到20年的公司革命之後，對於由「董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為基礎的「公司統理機構」(corporate governance)，其絕對必要的組成分子來源，竟然脫離了「必須是出資人才可以擔當代表人」的鐵則，開始引進了與公司企業主體構成，完全不相干的「獨立董事」「外聘董事」「勞工董事」「定額女性董事」「少數族群代表董事」等等，根本徹底破壞了「公司」本身乃是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一種「私有財產」之基本理則。
將種種「不具出資人身份的人」強制安置為董監事，不啻是將公司企業組織予以「社會化」(socialist concerns)或「公共所有化」(public own entity)，使這些獨立董事(並非資本主之董事們)在公司統理運作過程中，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卻擁有了自由民主社會絕無僅有「絕對少數可以否決全數」之超級權力，直如共產主義經濟社會遍見的，就像是中國大陸企業公司之「沒有黨資本存在的黨委書記」可堪類比。，在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獨立董事」乃至「官派董事長」，其實都是，完全不合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種機制設計。
典型的「異形入侵」私經濟法人格
「獨立董事」乃至「官派董事長」機制，基本上是現代私有財產體制公司組織的典型「異形入侵」私經濟法人格之「既老又新」機制，這種復古式「朕即天下」卻交揉了馬克思「天下皆共產」的「新公司」組織發展與體制運作，早就根本悖離真正現代「公司」誕生以及全世界自由民主社會「公司法制」創建的本意初衷；如此的組織發展與體制運作，早已使「公司」組織不再是一種「經濟機構」而是「社會機構」或「政治機構」。
倘若我們整個社會認定類似第一金控這樣子的公股銀行，是一種「社會機構」或「政治機構」而不再是「私有經濟機構」的話，則蔡慶年的「零持股」依情理法都是應該而且必要的；否則，蔡慶年就做的是絕對錯誤的示範。
直奔共產主義經濟社會之不變事實
事實上，類似蔡慶年這樣子的例子，在政府以「系列公司法制」措施，剛性強制所有上市櫃公司，都必須設置一定限額以上的「獨立董事」人數之制度規範，就已然嚴重地困擾了整個經濟社會。
今天政府主政當局，的確有其必要回到我國立國精神體制及治國意識型態，再仔細檢視一下這種「公司社會化」政策，究竟是否存在理不理盲，是否存在顛倒是非對錯的意識形態問題。否則，臺灣之從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直奔共產主義經濟社會之大勢，已將成為不變的事實。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